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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只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激炸著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掛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著不知怎麼告訴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於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了：“頂樓空地由住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齊又清潔了，只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往後的日子裡，每個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迭還快。於是有一天，我也去買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著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著路面，我領悟到，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水壺裡攪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裡有一塊錢
1
雪天，莫斯科街頭。泥濘沾滿了長靴和裙擺。(聽說莫斯科河結凍了。)街角有堆破爛衣服——不對，是個滿臉皺紋的女人縮蹲在那裡，懷裡摟著一團毛毯——啊，毯子裡露出一張一兩歲小孩通紅的臉。
往大衣口袋裡掏錢;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輕作家，拉著我大步地走開。
“省省吧!”他說，“每一個角落都有，你打算給幾次?你有能力給幾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進地下道，在賣色情畫刊的攤子和散發安那其主義傳單的青年之間，又有一個裹著一身破爛的女人——她把嬰兒放在鋪著報紙的地上。
我的握著幾張鈔票的手，留在溫暖的大衣口袋裡，柏格莫洛夫說得不錯，我有能力給幾次?
我踏著大步跟著人潮往前走，雖然心裡有一點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車站。這個穿球鞋的年輕人低聲下氣地說：
“我的皮夾子被扒了，連回台中的車票都不見了，請借三百塊錢……”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心裡覺得強烈的痛苦：你為什麼來測驗我對人的信仰?給了你錢，我會後悔，認為你不過是個不勞而獲的騙徒，破壞了人間公平的原則，不給你錢，我會後悔，責備自己污衊了人性中無論如何都還存在的純真。
還不曾考慮定，買好票回來的朋友已經一把將我拉開，嫌惡地回頭吆喝：“丟臉!”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沒。
※ ※ ※ ※ ※
五月的德國，所有的樹都迫不及待地開滿了花。風一吹，細細碎碎的花瓣飄得漫天漫地。端著一杯咖啡，坐到蘋果樹下。蘋果正開得熱鬧。打開《國際先鋒論壇報》，頭版正中就是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懷裡抱著一個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還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圓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覺得清亮鑒人。
照片下有兩行字：
“孟加拉一個小女孩抱著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們無家可歸。這次水災據估有五萬人喪生。”
又來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飄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來。搞新聞的人就愛這種照片。這很可能是一個經過設計的鏡頭——攝影記者要媽媽把八天大的嬰兒讓四歲的女兒抱著，照過相之後還塞給女人幾塊錢。他對這個鏡頭很滿意：“這樣的構圖比較有震撼效果!”
當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頭版頭條。
如果說這張照片是經過人工配方的合成飼料，從彎彎曲曲的管道輸送下來，那麼在另一頭等著吃這合成飼料的，就是讀者這隻豬。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種原素，可以刺激豬體內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頭豬!”站起來，對著蘋果樹踢了一腳，“可是我至少可以決定不吃配方飼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涼的咖啡，走回屋裡。從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報紙還攤在草地上，風翻著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頁。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問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鏡頭或許是經過設計的，可是經過設計，它就改變了小女孩正在受苦這個事實嗎?
現代社會將一切的價值商品化——愛情，可以由“我愛紅娘”之類的電視節目來“編制”;母愛，可以由微波爐的大小和品牌來衡量;英雄，可以由媒體來烘造，人世間的一切悲慘，也不過是供錄攝器材運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戰爭或是屠殺、是擁體制或是反體制，都不過是等待著商業包裝的貨品——這，阿多諾幾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覺得徹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歸反感，孟加拉的確有那麼多人瀕臨死亡，庫德族的確在遭到殘害，羅馬尼亞的孩子們的確受到虐待，衣索匹亞的確有成萬的人餓死……因為不甘心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也成為商品，所以你乾脆就拒絕讓感情受到震動?
一架噴射機，只有蒼蠅般大小，在藍天大幕上劃出一條長長的白線，轉個彎，白線竟拉出一個天大的問號。
2
籬笆外頭，有人在招手。蘋果枝椏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個人的臉，可是我想起來了：隔壁翠老太大約好要來喝杯茶，她來晚了，我也幾乎忘了這約會。
腰杆兒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後將左手托著的一盤蛋糕遞過來：
“我知道你不會有時間烘蛋糕，”她說。“所以我就烘了一個。”
切蛋糕的時候，她再度為遲到道歉：
“您知道我為什麼晚到嗎?今早在火車上，和一個年輕女人聊起來。竟然是個蘇聯人，偷偷在這兒打工掙活……才來一個月，我就把她請到家裡吃午飯，帶她逛了逛，看看德國的環境……”
蘇聯?我記起來了。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裡。翠老太大在結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點跌壞了腿。她到小村郵局去匯款，五百馬克。匯入救濟蘇聯過冬的特別帳號。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會囤積四十公斤的蘋果，存在陰涼的地下室。“一次買四十斤，”她說，“可以比零買省下好幾塊錢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這樣的一個人，怎麼會踩著薄冰小路去匯五百塊錢……好多錢哪，對她而言——給一個她從不曾去過的國家，那遙遠的蘇聯?
“這種蛋糕，”老太太選了一塊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鮮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滾熱的茶，香氣瀰漫著客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