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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是過去，我們的社會經過長期地努力和掙扎，正從政治的五花大綁中脫身站起來。
接下來的，難道竟是落入金錢人物的五花大綁中嗎?吳修齊有什麼權利將他個人的心念強加在大眾的空間?你說，因為他有錢。好，那麼我們的社會是否準備讓王永慶在墾丁公園內設置一個紀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媽、表嫂)的大石碑呢?蔡萬霖是否可以在溪頭和阿里山頭鑄個世界第一大銅像來取悅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萬元對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灣有錢人多得是，更何況，讓我們眼光放遠大一點，如果日本的國際企業董事長希望在玉山公園建一座小廟，小小一座就好，來紀念他二次大戰中的親密戰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萬元的十倍。如果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頂端立一尊狗的石像，來紀念一隻失去的寵物呢?錢，他付得起。
中山公園屬於台南全體的居民，它屬於大企業的董事長，也屬於夜市場賣“棺材板”小吃的攤販。如果小吃攤販沒有權利割下公園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長也不該有權利“租界”公園一塊去紀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雙親。公園外的世界，本來就已經是一個由金錢主宰、割據的世界——有錢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錢人才有汽車可開、有錢人才能玩高爾夫球、上俱樂部……幸好有一個不屬於私人的公園，在裡面，有錢沒錢的人都踩著一樣綠的青草，曬著一樣溫暖的陽光，望著一樣乾淨的池水，餵著一樣不知世態炎涼的金魚———
一個公園，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個有錢人的雙親或配偶。
一個公園，裡面唯一的銅像是擎天的樹幹，唯一的亭台是綠針的覆蓋，唯一的字是鴨蹼在泥地上走過的痕跡，唯一的複製品是噴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紀念意義，是“人來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錢人要推廣個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買塊地，建座私人公園，私人公園裡面他有權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樓閣，無人可置喙。但是，讓私人的歸私人，大眾的歸大眾吧。
莫斯科有條街
到了阿貝特街，你才知道，為什麼莫斯科街頭冷清清的;人，都在這裡，在暖洋洋的阿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沒什麼陽光，好像所有的陽光，在這個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攏到這一條街上來了，阿貝特街。
你不斷地和漫遊的人們擦肩而過，不時要斜著身子免得和對面的人撞個滿懷。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覺到油然而生的快樂;能夠在一條窄窄的街上，無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們也無所事事，只是為了一街懶懶的陽光而來，知道在你們幾乎撞個滿懷的剎那，你對他毫無戒備，他對你毫無芥蒂，這不是幸福嗎?
詩 人
滿臉鬍鬚的父親牽著幼兒的手排隊等買冰淇淋。用眼睛笑著的女郎把頭倚在情人的肩上。一個年輕人在賣花，黃色的玫瑰花。沿街的牆角上立著一張張框好的畫，懷才未遇的畫家也倚著牆根，把臉朝著太陽，閉上了眼。一個酒糟鼻老頭穿著件軍夾克，纏著路人要解說他衣領上每一個勳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著肩擠進去。
圈子中間站著一個年輕人，腳蹭著雙破舊的運動鞋，個子高瘦，長手長腳的，在群眾專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點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臉頰顯得蒼白。你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開始了。他的聲音，由低沉轉而高昂，聲音里似乎有一條繩索，套著圍聽的群眾，把他們向中心一點一點拉進。他的臉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裡好像凝聚了燃燒的炭火。阿貝特街流動著人聲喧譁，這個角落卻在潮流之外自成一個內聚的漩渦。
他在念自己的詩。
他念完了一首，群眾狂熱地鼓掌，等候下一個詩人踏進圈子。
朋友在你耳邊解釋詩的內容：批評蘇聯在阿富汗參戰，渴望和平、自由、人權，要求心靈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沒有聽見，你好像中了魔一樣，眼睛直直地看著念詩的青年，看見他深邃的眼睛逐漸湧上了淚水，看見聽詩的群眾神情凝重肅穆，好像面對著這世界上唯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覺得暈眩，感覺是一個你以為死了多年的人驀然站在陽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談今天中飯吃了些什麼。
詩，不是早就死了嗎?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鉛化，不占地方，一頁一頁地夾在灰撲撲的書店角落裡，任誰也記不得?你也知道，偶爾，他的化妝師或祭師會把他的骸骨撿出來，對他的過去生平作一番討論、比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這些，也都必須在和殯儀館一樣重要的地點舉行才行——譬如大禮堂、演講廳。來觀禮的人們即使不穿著適合葬禮的服裝，至少也帶著適合追悼的心情而來;他們心裡明白自己面對的是個已死的存在……
你萬萬沒有想到，在這個大家都說沒有春天的北國絕境裡，詩，還熱騰騰地活著。機械廠的工人、大學裡的學生，把詩打在一頁頁粗糙的紙上，碰到一個有太陽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駁的牆，把詩頁一張一張貼起來。人往馬路上一橫，對著晴天就朗聲把詩念出來，人們圍著詩牆也圍著詩人。有的還穿著工人褲，有的提著菜籃，有的讓小孩騎在頸上;沒有人穿著禮服來聽詩。
最後一個詩人也念完了。群眾紛紛買詩。挑選自己喜歡的，一張詩一個盧布。
你對那個黑眼睛的年輕人說你要他的一首詩，他卻放了厚厚一大疊在你手掌上。
“我寫了這麼多。”他靦腆地說。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說。
你給了他一個盧布，取了一頁詩。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個中年男人，挺著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對你說：
“從外面來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們的真實情況告訴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真相說出去!”
復 仇
不遠處有鑼鼓音樂傳來，你已經被洶湧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著個圓柱，貼滿了花花綠綠的巨幅廣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兩個觸目的英文字：
“鐵幕!”
你拿穩了手心裡的詩卷，聽見喬瑪說：
“到了!”
就是這裡?
“按照他書里的描寫，”滿臉胳腮胡的喬瑪說，“應該就是這棟樓。”
從弄堂穿過，來到了安靜的天井，阿貝特街上的喧聲就溶入了遠景。這是棟八層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薩沙住過的呢?
一個包著黑頭巾的老婦人打開了一扇窗，抖動她的毯子，又把窗關上。
她不就是薩沙的母親嗎?
你是記得薩沙的。
不到廿歲的薩沙，純潔而正直，對社會主義建國充滿理想和抱負，理所當然，他是共青團的優秀忠貞青年。正由於他的理想和抱負，他批評了一個以政治意識掛帥的老師，又在學校壁報上作了首打油詩，他被開除了學籍，從此變成一名“思想有問題”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監禁，終而流放西伯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