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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場裡買一張諾亞的織毯，但是卡碧說過，講價是國民義務。
“一百塊!”我回價，作出果決的樣子，其實心很虛。
“一百塊?”小鬍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這麼美麗的東西才值一百塊?”我也要心碎了，是啊，這麼美麗的東西，怎麼只值一百塊，但是我的腳在往外走。
“回來回來，拜託拜託，有話好商量嘛!別走別走——”
他扯著我的手臂往裡拖，行動敏捷的拉出另一張織毯，也有綠葉與鳥，但顏色比較暗淡。
“這一張賣給你，三百塊，只要區區三百塊!多給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張，一百塊!”我在簡化我的語言。在小說的技巧中，語句越短，表示一個人越果決。
“小姐，”小鬍子很痛苦的閉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織毯工人要吃麵包?他還有很多個小孩要吃麵包?我有五個小孩，我也要吃麵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個指頭，“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兩百，兩百就好了。真的，兩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麵包吃了。”
我嘆了一口氣，給了他一百八。扛著我的綠葉與鳥走出狹窄的市場，走進一條石板路，是名叫“耶穌”的那個猶太人曾經背著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條路。
黃昏的太陽把城牆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個全身披著黑衣的老婦人坐在陰影中織繡。
※ ※ ※ ※ ※
又是機場。站在乾淨得發亮的地板上，人們禮貌地低聲細語。等候親友的人服裝整齊、姿態優雅的站著，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擠到門口去。與別人保持相當的距離，以免彼此干擾。接到了親友，沒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擁抱，低聲的問好，回到自己的車裡再大聲談話。
公路上車子稀少，井然有序，沒有任何喇叭聲、急剎車的尖銳聲。停車付費，全自動化，沒有找錯錢的可能。
轉進車庫時，我看見人行道上一條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彎身把地上的狗屎撿進手中的塑膠袋裡。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園的花徑上相遇，瑞士人會與你禮貌地說“早”。在板凳的兩頭分別坐下，他會微笑地說：“今天天氣不錯呀!”你們可以每天在公園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說幾句話，但是他絕對不會開口請你到他家去。
他會親切的幫你把嬰兒車抬進公車裡，會把門撐著讓你進去，會把位子讓給你坐，但在同車的這一路上，他與你唯一會說的一句話，是“再見!”他不會問你來自哪裡、往哪裡去、住在何處、做什麼事。碰到一個非常多話的人，在說“再見”
之前他會說一聲“今天天氣真好。”
在信箱裡突然出現一張素雅的訃聞：何年何月何日葬禮在何處舉行，地址與我的一樣，—顯然是同一棟樓里的人，整棟樓也不過十戶人家。可是這死者是誰?我不認識。發訃聞給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誰。在這美麗的公寓住了一年，鄰居之間唯一的溝通是樓梯間一聲匆促的“你好”，面容還沒看清楚，人，已經消失在門的後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為從來不曾聽過吵架、歡笑、電視、音樂、兒童的追逐聲、廚房的炒菜聲。整棟樓有侯門深似海的安靜。
在和氣、禮貌、優雅的“你好”後面，總是透著一絲涼氣，人與人之間凍著冰冷的距離。
於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間玩躲貓貓的幼兒，對陌生人毫無間隔坐進車為我們帶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個為“孩子的麵包”努力而熱切地奮鬥的店主、菜市場中裸著流汗的胸膛擊節歌唱的攤販、比手劃腳臉紅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聲音、人的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淚，像一個蓄滿了水的氣球，而有落地就要炸開的飽滿沉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黃昏，來到湖邊。向湖心游去，野鴨子的水紋與我撥出的漣漪輕輕吻合。水草將湖水浸得碧綠，水在肌膚上的感覺，像柔軟潔淨的絲緞。五百個人所在的湖畔營區，寂靜無聲，瑞士人在靜默中低聲細語，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擾別人欣賞夕陽湖光的心情。
走過住宅間的小巷，聽不見任何電視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濃密的樹葉里嘹亮的鳥聲。到公園裡漫步，花徑草坪上不會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車的座椅上，不會有嚼過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著，不會有腳踏車從你身後趕來。騎著腳踏車，不會有行人在前面阻礙。開車的時候，不會有老兄慢條斯理的點菸，擋住去路。
美麗、安靜的環境，真好。
※ ※ ※ ※ ※
可是為什麼美麗的環境裡總是住著冰冷的人?為什麼熱情可愛的人總是造出雜亂吵鬧的環境?似乎個性中一定要有那麼一股令人凍結的涼氣，才培養得出文明幽雅的環境，可愛的人與可愛的環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輯二 都是過客
一個美國人死了
你聽過“克林賀夫”這個名字嗎?
大概沒有。但許多歐美人記得這個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遊輪被中東暴徒劫持;在劍拔弩張的衝突中，這位上了年紀的美國遊客被槍殺了，屍體丟進了地中海。
在幕後為劫船獻計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要員。兩個月前，當阿拉法特在阿爾及爾對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場時，美國記者尖銳地逼問阿巴斯：
“克林賀夫為什麼浮屍海上?”
阿巴斯，據說，淡淡一笑，回答：
“或許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覆使美國人熱血沸騰，媒體競相報導他這句“草菅人命”
的話。
他只說了那一句話嗎?不只，但大多數報紙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緊接著的言論。
他反問：
“以色列可曾對被他們槍殺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難過?美國可曾對格那達的無辜犧牲者表示遺憾?我倒真希望我們犧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賀夫一樣的出名。你說不說得出來十個被以色列瓦斯槍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說不說得出來十個被以色列士兵殺死的巴勒斯坦孕婦的名字?
記者楞在那裡。
他們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因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婦、嬰兒——都是無名無姓的老百姓;慢著，你說，可是克林賀夫也只是一個尋常百姓。不錯，那要看是誰家的百姓了;克林賀夫是個美國人，他的死，和幾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語。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價格?或許你一點兒也不驚訝，你畢竟是身歷浩劫的中國人。
裕仁天皇重病，號稱民主國的國民匍匐在地，為皇上聖體祈禱，全國沉醉在帝國時代“美麗”又“哀愁”的懷舊浸漬之中。
我心裡開始微微地緊張：害怕在台灣的報紙上看見刺心的文字。會不會有中國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懷舊的、甚至於“愛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寫裕仁之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