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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究竟能不能夠代表原作?這是個問題，尤其在詩的領域裡。棄原作而就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在這個妥協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即使語言隔閡不成問題，文學品味又必然構成另一個難題。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一個習慣於歐美文學表現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國那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傳統?他學會了“接受”之後，又能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優劣”?
“我不贊成用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去論斷中國文學。譬如說，以現代西方小說的尺度來量中國章回小說，有人會說後者太鬆散、不成結構，所以是缺點。事實上，章回的表現技巧是中國文學裡的一個傳統;你必須接受這個傳統。我翻譯《水滸傳》
時，就特別突出它口傳敘述的手法。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不能看作缺點。”
接受一個異國的文體或許還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真正的困難還在於價值觀的應用。譬如許多當代的大陸小說，用西方現代小說的角度來看，簡直傷感濫情得不忍卒讀。談婦女問題的小說，譬如諶容的幾本，與西方發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說比較之下，就顯得極其粗糙幼稚。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說：濫情，是那個社會現階段的特色，必須接受、認可，或者說：避免濫倩幼稚是一個絕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學尺度，中國文學也不例外?對異國文學的包容，與對藝術原則的堅持，兩者之間勢必要有一條線，但是誰劃得出這條線來?
對異國文學的“包容”，有時候，會變味成為我所稱“觀光客文學”評論，就是說，西方人對自己領域內的文學，堅持以藝術原則去批評，對中國文學，卻舍藝術而追求異國情調、中國味道。
“濫情在當代中國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對愛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題是人道主義，但從頭到尾不曾解釋人道主義是個什麼東西。
還好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寫。有個叫李銳的，他對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觀，高行健的小說也好得不得了。他的東西，當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國的，但是沒有一點所謂‘中國味道’，外國人完全可以心領神會。你所說西方人觀光文學的觀值觀，確實存在。譬如劉賓雁和張辛欣的作品，那是報導——新聞記者的報導，很有趣，值得讀，但不是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有時候也會給錯了人，譬如當年給賽珍珠，動機大概就是追求中國的異國情調。事實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寫得不錯，其他都是垃圾。”
“你對台灣文學注意嗎?”
“跟大陸作品比起來，台灣作品的語言顯得文雅、老式。兩邊作家對性的描寫，都還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優秀的色情文學。我滿欣賞向陽和余光中的詩，至於你的文章中所提關於台灣作家受忽視的情況，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可以做點什麼。台灣不是很有錢嗎?成立專職機構把台灣的文學作品翻譯出來，向世界介紹嘛!但是絕對要翻譯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樣。”
“在你的心目中，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什麼東西?”
“它就是十八個瑞典人給的一個文學獎，僅此而已。它不是一個世界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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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馬教授兩個多小時愉快而頻有啟發性的談話之中，自始至終我沒有問那一個問題：中國作家什麼時候會得諾貝爾獎?
因為中國人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根本不重要。
由於語言是個無法克服的障礙，由於文化的鴻溝極難跨越，由於藝術價值觀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由於政治經濟的勢力導引一切，一個具實質意義的“世界文學獎”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只是十八個學有素養的瑞典人，在他們的有限能力之內，所能決定的一個文學獎。世界上大部分的優秀作家沒有得這個獎——或因為僧多粥少，或因為這十八個人視野不及。而得到這個獎的作家之中，有些會受到長久歷史的肯定，許多，也受到歷史的淘汰。把這個獎當作一個世界文學獎，而對它的評審委員作種種求全的要求，對這十八個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對這個獎的嚴重誤解。
但是，中國人慾得諾貝爾文學獎超乎尋常的急切當然也透露出一個訊息：中國人特別需要西方的肯定來肯定自己。這一點，大概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不得不承認的。我們的作家，必須躍過了漢學家的龍門，才能身價百倍。這種情況的荒謬可以在比較之下暴露出來，試問，中國也有許多專門研究美國文學的“美學家”!美國有什麼作家會寄望藉由中國的“美學家”來肯定他自己的價值?有什麼德國作家在乎台灣哪個德文教授對他的評價?
漢學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馬悅然那樣以平常心尋找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發、專門挑選文學易銷品的人。這也不稀奇，任何藝術行業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當代中國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漢學家當作評鑑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中國民族文學努力的大目標、大遠景，這樣的文學是什麼樣的文學呢?這樣的民族又是什麼樣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獎之餘，我想，兩岸的中國作家應該有更重要的問題要去面對。
桃色之外
穿著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車廂里巡迴，一排一排地詢問：“還要咖啡嗎?”
這是一節餐車，火車從米蘭出發，開往蘇黎世，不斷地穿過阿爾卑斯山的山洞。
一個看起來歷經滄桑的婦人，操著義大利音濃厚的英語，和對座一對美國老夫婦聊天。話題從米蘭的時裝、紐約的珠寶、巴黎的咖啡店，轉到美國的政治。德州來的老先生剛剛說完他們在羅馬的豪華旅館有些什麼缺點，現在正在說：“卡特對他老婆不忠實。總統是要為人楷模的，他不配當總統。”他頓了一下，帶點驕傲地說：“對我們美國人而言，婚姻貞潔是極重要的。”
“你們到底是選總統還是選教皇?”婦人很不客氣地說，“我實在搞不懂你們美國人!卡特跟誰睡覺和他能不能處理內政、外交，究竟有什麼關係?你們要‘乖孩子’來當總統，卡特不是個乖孩子?他可是個蠢得不得了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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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國人價值觀的混亂與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幾十年性革命的美國，仍舊有點骯髒下流的味道，必須與“乾淨”、“正常”的日常生活嚴密地隔開。所以在一般的雜誌畫報，或電視熒幕上，絕對看不到裸像，連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屬禁忌(這一點，和台灣倒是相像)。
當郵局要出一套以聖母瑪麗亞為畫面的郵票時，許多美國人極力地反對，原因是瑪麗亞哺乳的乳房露了出來，有傷風化。到海邊游泳，在沙灘換泳裝是違法的，就是用大毛巾遮著身體，躲躲閃閃地換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