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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 人在歐洲
給我一個中國娃娃
走出法蘭克福機場，迎面而來一對操美國英語的黑人夫婦，牽著個兩三歲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別可愛，眼前這個小把戲也不例外：皮膚黑漆發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著清純的稚氣。鬈曲油亮的辮子在頭頂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過，瞥見小女孩一手緊緊摟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個黑娃娃!黑漆發亮的臉，黑漆發亮的頭髮，繡花的袖子裡伸出黑漆發亮的小手。
從來沒見過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驚。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嬌愛地微笑了一下，逐漸遠去。我開始領悟到自己的吃驚包含了多少愚昧：黑頭髮、黑眼睛、黑皮膚的孩子，為什麼要玩金頭髮、藍眼睛、白皮膚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種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卻吃了一驚。
如果看見一個黑頭髮、黑眼睛的中國孩子玩一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黑髮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覺得訝異呢?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見過中國娃娃。站在玻璃柜上穿羅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損的，只供觀賞;讓孩子抱在懷裡又親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藍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這是個國際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國娃娃沒什麼不對。我也同意，可是，如果只是國際多元的現象，為什麼我們的孩子沒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種娃娃?再說，在開拓到外國娃娃之前，總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髮黃膚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媽媽，她愛撫的“嬰兒”卻跟自己一點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國的娃娃到哪裡去了?
現代的中國人認為西方人比較漂亮，我們對自己的認可也變成深目、隆鼻、豐乳、長腿的追求。以少女為對象的雜誌，每一頁都是金髮的模特兒。我們的孩子上美術課，信手畫出來的人像，一個一個赫然是西方人的臉型。把這些跡象整合起來觀察，中國孩子抱“洋”娃娃的現象。就不是那麼單純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計程車。長得橫眉豎目的司機悶聲不響，很嚴肅的神情，猛然一個大轉彎，他卻失聲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隻……”聲音里充滿興奮。
四隻什麼?狗嗎?我轉頭探看，看不見什麼。司機繼續說：
“哇，有夠大隻!又那麼黑，暗時睹到會驚死人!”
他指的，原來是四個正在等紅綠燈的黑人。
種族歧視絕對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的大漢民族要搞起歧視來，比誰都不差。
不同的是，以前，我們自認是最優秀的民族，異族非番即蠻。現在，我們接納了白種人的世界觀：先進的白人高高在上，膚色越深，層次越低。中國人自己，就在白黑兩極之間。
對於白人，我們或者諂媚，或者排斥;對於黑人，那位計程車司機的心態相當典型。對於膚色與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亞洲人，我們沒有興趣——有誰談印尼的文學?有誰注意印度的發展?但是，一旦西方人開始“炒”印尼文學，或印度的發展，我們馬上就會跟進。你相信嗎?
美國的黑人也是經過許多年的掙扎，才贏得今天還不算十分堅強的民族自尊。
有思考力的黑人經過無數的反省、質疑、追求，才發出“黑就是美”的吶喊;是這聲覺醒的吶喊，使法蘭克福機場的那個黑女孩手裡擁抱著一個和自己一樣黑的黑娃娃。中國在西方的陰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灣似乎已經開始有足夠的知識與智慧去抗拒這個巨大的陰影：對於現行價值觀的重新檢閱、反省，應該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給我們的孩子一個中國娃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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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
有一年冬天，清晨五點，我們的車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趕往法蘭克福機場。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個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樹支撐著厚厚一層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來，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結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點。古老的小鎮在雪的覆蓋下沉睡。
人行道上卻有一個孤單的人正在鏟雪;很用勁的，彎腰鏟起一把雪，拋在小路的兩邊，一鏟又一鏟，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氣。
這麼早就起來工作了?我想著。他的腳前是幾寸高的白雪，他的腳後卻是一段乾淨的路面，窄窄的，剛好讓一個人走路。
綠燈亮了，我們的車子就沿著他背後已經鏟過的小路前進;一直到遠離了小鎮，進入了荒野，再回頭，我突然醒悟到那條鏟過的人行道有多麼長，從紅綠燈處一直綿延到小鎮與荒野的交界。一鏟又一鏟的白雪，那麼，我不禁問自己：那個人從幾點鐘開始工作的呢?
這個鏟雪的人，用中國話來說，是個“清道夫”。沒有人要求他提早三個小時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場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開始鏟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們、上學的小孩，就必須在極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點，他已經清出了很長的一條乾淨的小路。他有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他有多高的收入?是什麼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凍的凌晨時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認為他只是在盡力把分內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 序
高速公路上堵車。大概又是車禍。講究秩序與條理的德國人在公路上卻追求自由放任;因為沒有時速限制，一輛比一輛開得快，賽車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輛撞進一輛。一兩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車禍，不是死亡就是嚴重的殘廢。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動，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沒有任何車子脫隊超前。近乎平行的交流道上也塞滿了車，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動。二十分鐘之後，我們的車熬到了與交流道交會的路口，我才猛然發覺這兩條路上的車子是怎麼樣一寸一寸移動的：在交口的地方，主線前進一輛，交流道接著吐進一輛，然後又輪到主線的車，然後是交流道的車……像拉練似地縫合，左一輛、右一輛、左一輛、右一輛，而後所有的車都開始奔馳起來。
這樣的社會秩序來自一種群體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監視，不需要罰規的恐嚇，不需要紅綠燈的指示，每一個人都遵守著同一個“你先我後”的原則，而這又是非常簡單的原則：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獲得應有利益的方法。
很簡單的原則，很基本的默契，但是這種個人與群體的默契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罷 視
巴伐利亞匹茲堡的一萬四千個居民決定“罷視”;整整一星期不打開電視。鎮公所安排了露天音樂會、爬山、晚會等等，讓人們消遣。
這有什麼了不起嗎?有。首先，小鎮居民表現了對大眾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電視，就許多方面來說，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煙一樣控制人的心智。更難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夠將這種批判訴諸行動，集體來封鎖電視。當一個人抱怨電視節目水準低落、他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個人，當一萬四千個人起而“罷視”，就變成電視企業不敢輕視的力量，這個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個人，給予他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