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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們的意見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鋪天蓋地的氣勢主宰社會，透過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塑造新的價值標準，"政治正確"是它一件剪裁得體的西服。于右任的銅像被拆走，換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燈;但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說眩目花燈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書法和當年辦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燈，代表新興大眾，不管怎麼庸俗醜陋;于右任銅像，代表要打倒的國民黨舊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遠的意義。反對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當權的時候，竟也有人這麼說：
獨立的個人迷失在群體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這個世界。唯一有權力的就是大眾和那以執行大眾意向與直覺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領域、人際關係、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這個大眾並不向他們的……精英或書本求取意見;他們的意見來自他們的同類，以大眾為名義，透過報紙，草率形成。
也就是說，民意可能惡質化成一種多數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個人的發展，所以──
"當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來越是社會主流的時候，制衡這個趨勢就得讓更多的思想頂尖的個人出頭……一個社會中特立獨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氣、道德勇氣就越多。"
也就是說，個人要從民意的強大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向民意的平庸統治爭取不同流俗的權利。極權瓦解之後，壓迫著個人的是無數個個人所結成的集體"民意"。
說這話的可不是什麼80年代歷盡滄桑的英雄，而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小彌爾，寫在他的經典之作《論自由》里，發表於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國同胞：如果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人不抵抗民意的專制、不鼓勵個人的獨立發展，那麼他們最可悲的下場將是……變成另一個中國，1859年的停滯不前的中國。而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為那個國家只知道群體的齊一，不知道個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識見短淺，閱歷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沒有想到，或者說也沒有時間想到小彌爾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嚴復把《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表達的對"自由"被無限擴張的不安，我開始有了新的體會。梁啓超在七十年前說過的話，更令我驚詫其早熟：
……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是同一種強權作用!不過從前強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裡，往後的強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裡罷了。
難道說，解放竟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難道說，如前人已陳述，解放不等於自由，因為得到了某一種自由之後勢必要出現另一種不自由，需要更進一層的解放?於是我想起哲學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據"(backgroundjustification)。爭取什麼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作為"理據"。譬如近代西方社會的組織及法律原則多依據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麼在這個社會中所謂爭取權利就是爭取反對效益主義的權利。換一個時間空間，爭取什麼權利要看當時當地的"背景理據"是什麼。
80年代的"背景理據"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們追求的權利是反對一黨專政，以民意取代獨裁。90年代的"背景理據"就不同了，它變成膚淺民意的無所不在。90年代必須爭取的權利也就變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虛實真偽、如何保護少數的不受侵害和腐蝕、如何保障真正意義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沒有止境。
比較起來，80年代的"奮鬥"雖然冒著坐牢的危險，人們的心情是自信而輕鬆的。極權體制是那麼大一個目標，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氣概。90年代看起來平庸而安靜，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鬧不清敵人究竟是誰。在80年代，貪污腐敗、火燒水災死人，都可以怪國民黨;在90年代，官商勾結、黑道橫行、火燒水災照樣死人，卻不知要怪誰?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組成;如果還有什麼要被打倒，那最該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種種弱點。當政治責任由獨裁政體轉到個人肩上時，個人頓時發現了自己體質的虛弱。
來自黑暗
發現個人體質虛弱，當然不只是戒嚴後的台灣人。經過納粹統治和共黨政權的德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國家權力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吃掉個人，到今天還在討論自由的危機。解體後的俄羅斯人和東歐人眼看舊政權威崩潰而新秩序無從建立，叢林的掠奪原則得以盛行。個人體制相對結實的，全世界也不過英法美少數國家，而他們已經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在培養個人體制。
個人，當他是反對者的時候，他不被捕殺就是聖潔的英雄。當他不再是反對者，嚴酷的測驗就來了：他是否能抵擋權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多少高舉正義旗幟奪取政權的政黨，都在測驗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質：那打破了專制的英雄們竟是無數個專制的個人。個人，才是黑暗的真正來源。
1987年在台灣發生的寧靜革命不是哪一個黨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運動，人民把權力索了回來。在綿長的中國歷史上，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靜氣，想看個分明：這人民正在接受測驗，他是否能慎用權力?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
不知道，測驗正在進行中。但是當我想道，在1935年，蔣廷黻和丁文江都斬釘截鐵地認為"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我在衡量台灣的人民。半個世紀的路雖然曲折，沒有白走。
如果說，扛在個人肩上的重擔使人步履不穩、心中不安，或者說，消毒隔離病房走出來的個人現在面對各種病菌侵襲而適應不良，他是否願意回到原來安全控制的消毒房裡去過日子呢?碰見一個愛說話的計程車司機，從和平東路開始抨擊政府和財團一直抨擊到圓山飯店。"那麼，"我下車時問他，"還是蔣家政權好，你這麼說?"
他用力地搖頭，"當然不是。以前的特權是合法化體制化的，合法體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權。現在是個人行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別可大了。"
司機說話，充滿自信。
胡適在20年代說過，必得先下水才能學會游泳，司機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離開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義不自由主義，只有檢驗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夢想光明
走過台灣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繼續夢想光明，面對個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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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素描 1987
台灣素描 1987
回到一年不見的台灣，解嚴後的台灣。
之一
中正機場的海關人員翻著我行李箱中的書：叢維熙的《斷橋》、諶容的小說集、馮驥才的《三寸金蓮》……。他面無表情地說："這些書不能帶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