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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第契本來是小鎮上飯館老闆，同時開班教跕拳。戰爭一起，他就成了民兵，穿上迷彩的野戰軍服，手裡拿著機關槍和鐵棒，管理集中營里的俘虜。所謂俘虜，在平常是街坊鄰居，有些是他小飯館的老主顧，有些是他跕拳班的學生。
在海牙的法庭上，有個證人叫塞得，原來做卡車買賣，是穆斯林。在俘虜營中，他一看見熟識的塔第契就趕緊把頭低下來。"為什麼?"法官問。"因為塔第契第一個就殺他認識的村子裡的人。"
一個建築工人哽咽敘述塔第契怎麼拖出一個村子裡的人，用跕拳踢打，最後跳上去用力踩斷了那個人的脊椎骨。一天晚上，有四個人被塔第契一夥拉了出去，一個還是塔第契好友的哥哥。"先是完全的安靜，"一個農民邊說邊泣不成聲，"然後就聽見拳打腳踢的聲音、痛苦的慘叫。第二天早上，我看見廁所牆壁上滿滿是血……我的朋友的一隻鞋還落在角落裡。"
塔第契一伙人在廁所里對四名俘虜先施行種種性凌虐，然後將四人毆打至死。
3
瑞伯尼亞是個穆斯林小城，一直在聯合國部隊的保護區中，卻在1995年7月11日落入塞族手裡。塞族士兵進城，將男人女人分開，分別驅趕進幾十輛大型巴士中，駛往城郊。那些男人，也許是六千人，也許是八千人，從此失蹤。
老農夫在海牙法庭上的代號是A，他知道那幾千人的下落。他所擠進的巴士來到了一個籃球場，場上屍體早已堆積如山。老農那一車的人在空地上排成四行，機關槍掃射之後，他發現自己被壓在屍堆里，沒被射中。他在半夜裡脫逃。
去年7月11日到13日間，小城裡有多少穆斯林被殺?沒人知道。有人說三千，有人說六千。老農說，我也不知道，但是單單那個籃球場，就有兩千五百個人被槍斃。
4
在戰爭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個一個站上證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園目睹的暴行。有一個塞族士兵問一個穆斯林女人，"嬰兒幹嘛哭個不停?"女人說，"他餓。"士兵一刀刺進嬰兒胸腔，說，"他不會餓了。"
這些殘暴的士兵又是怎麼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個"兇嫌"現身說法，就是二十四歲的杜拉勝。
諷刺的是，杜拉勝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個生長在穆斯林區的克羅蒂亞人。戰爭爆發之後，他有時被召進克羅蒂亞軍中，有時被拖進穆斯林部隊。後來發現身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於是決定當逃兵，隨著妻子到了塞族區。到了塞族區卻又變成了塞族士兵，"因為，"他哭著說，"否則就不給我們住房呀。"
杜拉勝的部隊駛進一個農場，農場裡頭停了幾十輛巴士，擠滿了穆斯林男人。"他們十個人一排，站在我們面前，等我們開槍。我不肯，我的班長就說，你不肯，可以，過去跟他們站一塊兒去!"
杜拉勝眼淚流個不停，"我沒辦法。連開巴士的司機都被叫下來，每個人都得槍斃幾個，算是共犯。我不殺人，人家就要殺我。決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屍首遍野，杜拉勝已經幹了一天的活。班長說，還沒完，體育館裡頭還有500個人。這個時候，杜拉勝無論如何不肯去了。班長於是命令他站在體育館門口，自己帶了部隊進去。杜拉勝聽見裡頭傳來哭叫聲、機關槍聲、手榴彈爆炸聲，然後，就安靜了。
"你估計16日那天殺了多少人?"法官問。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勝聲音幾乎聽不見。
"你自己，"法官繼續，"殺了多少?"
杜拉勝痛哭出聲，"我不想知道。"
5
歐洲的夏天並不太熱，在樹蔭里風吹來還有點涼。工人用鐵鍬挖地，流了汗就到樹下吹吹風。他們在7月15日挖出了一個長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裡橫七豎八的全是骸骨。幾根粗大的骨頭還插在沾滿泥巴的鞋子裡，那自然是腿骨。
聯合國的專家們鑑定，這個坑裡挖出來的三百多具屍骸全部是由機關槍在近距離射殺所造成的死亡。土裡四處是繩索，人是被捆綁著遇害的。
6
這麼滿坑滿谷的骸骨啊，誰說不是歷史的常態?被秦始皇活埋的讀書人，被軍閥、被日本人所屠殺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萬的數目像死狗一樣的暴屍於野?誰為那沒名沒姓的人伸張過什么正義?
可是相對於人的殘暴，人，同時是個有理想的動物。國際法庭是一個理想的實驗：如果能追究責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謂"時代悲劇"、"制度役人"的煙霧中，或許將來的屠殺會減少。"時代"，是明確的個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個人制定的，誰說找不到罪魁禍首?沒有人活該像死狗一樣的被拋進萬人冢中。
海牙大審開庭了，人們屏息關注，但並沒有太多的雀躍。歷史的挫折使人們謹慎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距離。國際法庭的工作極其艱巨，首先是搜證。戰爭期間，暴行傳聞不絕於耳：塞族士兵奉令強暴穆斯林婦女以達滅種效果、士兵令俘虜相互咬斷生殖器並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實證為依據。實證?被強暴者噤若寒蟬，被殺害的只留下無聲的骸骨，實證得來不易。
有了東京和紐倫堡大審的前車之鑑，海牙大審試圖更準確地界定罪與罰的對應：小人物如飯館老闆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鬆。大人物如總統卡拉季奇和總司令姆拉季奇顯而易見地有重大政治責任，但海牙的法官們不倚賴那"顯而易見"的假定，而力圖找出軍隊暴行的命令下達過程——士兵的集體屠殺俘虜究竟是哪一個個人發出的命令?
而最困難的，莫過於正義的執行。法庭已經發出通緝，但誰去逮捕他們?聯合國現駐波士尼亞部隊似乎是當然人選，但是他們一有動作，波士尼亞戰火勢必立即再度爆發，是正義比較重要?還是國際政治局勢的穩定重要?
國際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實脆弱極了。所通緝的兩名主腦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費力氣：尋常百姓要繼續被侵略者、獨裁者屠殺，死狗似地被掩埋。人們屏息注目海牙大審，心中微微緊張。
因為這場世紀末大審"萬一"成功了，它的意義多麼深遠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兩族開戰為藉口肆無忌憚地進行屠殺，他知道，在戰後，文明的法律仍舊要制裁他。國家的領袖必須面對國際監督，不再有"關起門來打狗"的權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殺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國家的支持，還得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每一個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無所逃遁。
這樣的正義，對那受盡折磨、家破人亡的倖存者是多麼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有這樣的大審來清理它的殘骸沉冤，我們今天的歷史該有怎樣不同的面貌?
我們屏息注目這世紀末的大審。清理過去的黑暗，我們知道，不過是為了未來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