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這裡的人，一輩子只見過手推的獨輪車和江上慢慢開的木船，不曾見過火車、汽車或輪船。
張拓蕪本來叫張時雄，後來當了兵，總共逃走過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換一次名字，最後一次在高雄要塞換單位時，一個特務長幫他翻四書，找到﹁拓﹂這個字，覺得不錯，就用了，但是張拓蕪不滿意名字只有兩個字，想想山河變色、死生契闊，自己的家鄉田園已蕪，於是自己給自己加上了一個﹁蕪﹂字。
和阿吉與清山一樣，拓蕪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涇縣後山鄉和台灣台東卑南鄉泰安村，哪一個村子比較窮?難比較。阿吉和清山記得自己家中經常沒有米可以做飯，拓蕪記得家鄉大脖子的人特別多;長期地買不起鹽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個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著一個大肉瘤，像牲口項下的鈴鐺。小者如拳，大者如盆﹂。108
拓蕪和阿吉、清山的抉擇是一樣的：十七歲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國軍——二十一軍一四五師迫擊炮營第三連。
入伍第一天，見排長時，人家敬禮他鞠躬，排長一巴掌甩過來打得他倒退好幾步，然後用四川話開罵：﹁龜兒子喳個連敬禮都不會，當你娘的啥子兵嘛。﹂109
十七歲的張拓蕪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謂炮兵，就是做馬做的工作：用體力拖著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嶺，如駝重的騾馬。在他的胸前，繡的不是部隊番號和姓名，不騙你，真的，他胸前繡的真的是那四個文言文的字：﹁代馬輸卒﹂——代替馬做運輸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張拓蕪的部隊行軍到了江蘇北部剛剛被國軍從共產黨手中奪過來的鹽城，二十一軍奉命要駐紮下來擔任城防。從鹽城走出來的孩子，有的後來做了上將國防部長，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學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這時的鹽城，卻十室九空。
蘇北，是共產黨統治了很久的地盤，這次被國軍奪回，城牆上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不可能沒經過血淋淋的戰鬥，但是，踏著十二月的冰雪進城，張拓蕪覺得__鹽城透著怪異——怎可能，這個小城，四周竟然沒有護城河。中國哪個城市沒有護城河啊?穿過城門，走進城裡，更奇怪的是，整個城竟然沒有戰壕。兩軍劍拔弩張，對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沒有防衛的戰壕?
駐紮處沒有水源，部隊就在城門口找到淺淺的一窪水，像是從地里滲出來的，紅紅黃黃的，極不乾淨，但是總比沒有水要好。他們就喝這水，用這水煮飯。
二十一軍的一個士兵，蹲在空曠處，草紙是奢侈品，沒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塊石頭來清理自己。當他用力把一塊冰雪覆蓋的石頭掰開時，發現石頭下面竟是一隻手臂，一隻穿著軍服的手臂，凍成青色的。
原來不是沒有戰壕，所有的戰壕都被掩埋了。把戰壕挖開一看，裡頭埋了七百多具屍體，是共軍的。這溝里躺著的所謂共軍，張拓蕪知道，很多也不過是被拉來的農家孩子。挖出來的屍體，摸摸軍服里的口袋，每個口袋裡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書和親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長說，如果城內有戰壕，那麼城外就一定有護城河。
二十一軍在城牆外應該是護城河的地方開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結成冰，鏟子敲下去，空空作響。天上沒有一隻飛鳥，地上沒有一株樹，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邊高高矮矮的蘆葦，水塘被雪覆蓋，蘆葦在冬天裡一片衰敗，像鬼魅般的黑色斷齒。
多年後，張拓蕪讀到? 弦的詩，他馬上就想到鹽城這一片孤苦寒瑟、萬物如芻狗的冰封平原。
鹽
二嬤嬤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著。二嬤嬤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沒有過。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把雪搖給她。
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鷹的翅膀里;且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
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開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嬤嬤。
他們總共找到三千多具屍體，扔在護城河裡。全是四十九軍的國軍，胸前繡著﹁鐵漢﹂二字，是王鐵漢的部隊。因為冷，每個被挖出來的人，雖然面色鐵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沒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對著淡漠的天空，像醃過的死魚。
這三千多具屍體，很多，大概也是十七歲。
原來二十一軍這段日子飲用的、煮粥的那窪紅紅黃黃的水，是屍體混著融雪逐漸滲上來的血水。
拓蕪的部隊在重埋這些無名無姓的屍體的時候，也差不多就是吳阿吉、陳清山在鳳山開始行軍的時候。他們的班長說，走到中午就回來吃飯，所以什麼都不要帶。但是他們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讓他們停住時，發現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運輸艦靠在碼頭，等著送他們到中國的戰場。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
阿吉、清山、拓蕪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們的哥哥們，比他們大個幾歲，早幾年來到十七、八歲或二十歲這個關口，作出人生重大的決定。譬如比他們大五歲的蔡新宗、大八歲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邊的魚池鄉，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們二十歲時，碰上的不是改朝換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戰時的一九四二，台灣還是日本的國土，蔡新宗已經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會改名叫﹁河村輝星﹂。
和多數的台灣孩子一樣，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學時，每天早上朝會由校長指揮，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遙拜，在敬禮注視中升起太陽旗，然後齊聲唱國歌。
國歌叫﹁君之代﹂，歌詞優美，有中國﹁楚辭﹂的味道，雖然孩子們不學﹁楚辭﹂：
皇祚
皇祚連綿兮久長
萬世不變兮悠長
小石凝結成岩兮
更岩生綠苔之祥
上課的時候，孩子們學﹁教育勅諭﹂，一八九○年以天皇之名頒發的﹁教育勅諭﹂，教導孩子們﹁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少年時，他們就會學﹁軍人勅諭﹂。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頒，要孩子們效法軍人精神，﹁盡忠節﹂、﹁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等等，而所有這些品格鍛鍊的最高目標，就是效忠﹁天壤無窮之皇運﹂。
隨著太平洋戰場上的緊張，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轉為積極。原來大家能唱愛哼的台灣流行歌，一首一首填進了新詞，配上了進行曲的節奏，一一變成軍歌。﹁月夜愁﹂變成﹁軍夫之妻﹂，﹁望春風﹂變成﹁大地在召喚﹂。周添旺填詞、鄧雨賢譜曲的﹁雨夜花﹂，人們愛它的溫柔婉約，從水井唱到市場，本來是在表達一個青春女性的自傷和自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