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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一百多條小艇圍攏過來叫賣威士忌跟中國國旗。每個人都眉開眼笑,看起來非常高興美國人來了。

  我們在卸卡車,六個日本人操作一個大吊車。每次我們轉頭看他們,他們就報以笑臉,我想他們可能以為我們會把他們幹掉吧。

  今天美國海軍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為聽說昨天夜裡有兩百多個日本人被共產黨給殺了。麻煩的是,這裡有三股勢力在角力,其實在上海街頭上演的就已經是一場內戰了。

  昨晚我輪休,坐了黃包車上街去溜達。一上街就看見兩派士兵在鬥毆。

  然後進了一個高級餐廳,單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萬元,相當於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國水兵都跟小艇買了威士忌,喝個爛醉。這些水兵不管是結了婚還是單身的,都是積了四十四點可以退伍的,但軍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說,恨不得把那艦長給幹掉或者乾脆跳船。你知道嗎,老爸,這些水兵都已經在海軍幹了三、四年,家裡都有妻小。我們停靠沖繩港的時候最嚴重,因為沖繩回美國內陸的船班最多,結果啊,艦長竟然下令我們一概不准上岸??簡直卑鄙極了。

  所以我想換船。

  抱歉,昨晚的信沒寫完。

  今天早上,一個水兵暴斃。他跟小艇買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們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來用來儲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條木板。我們把它丟到海里去。開始的時候,大概有十條小艇圍過來搶這些木板,等到快丟完的時候,已經有五十條小艇圍了過來。有些人被丟下去的木板擊中,卻也不走開。我們只好用消防水喉對準他們噴水,他們也只是咕咕笑。這些中國船民就是那麼笨。

  我丟下的最後一塊木板剛好打中一個小女孩的頭,但是她一下就站起來,然後開始拉那塊木板。這時候,其它十條小艇飛快靠過來搶,然後開始打群架,哇,打得夠狠。男人抓著女人跟小孩猛揍,劈頭劈臉地打,女人就用船槳回擊。還有人用一種鋒利的船鉤打,把人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獸一樣。他們一早就來到軍艦旁,吃我們丟到水裡的東西。這是中國的底層百姓啊。

  你們的兒子鮑布寄自上海

  鮑布從玉米田一望無際的美國大地來到中國,很難想像那些如﹁禽獸﹂般搶奪木板的中國人一路是怎麼活過來的。但是,他看得出碼頭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裡透著恐懼,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裝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裡當街對峙,內戰已經瀕臨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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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灣人

  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說,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為止,台灣因為美軍轟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輕重傷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戰爭期間,當作軍夫、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

  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廠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裡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八月中,剛好是中元普渡。台北萬華龍山寺廟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繚繞,廟埕外小吃攤熙熙攘攘。舞獅的動作特別活潑賣力,人們的笑聲特別輕鬆放肆,孩子們嬉鬧著向獅子丟鞭炮。賣中秋月餅的商店,已經把文旦和月餅禮盒堆到馬路上來了。80

  作家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徵召到南洋。五十九個醫師、三個藥劑師、八十個醫務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開往南洋前線。太平洋海面已經被美國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它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身為台灣人,吳平城心中只有歡喜,最克制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81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台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軍醫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成焦土,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州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裡,新京長春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台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開﹂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灣人,沒人通知,後知後覺地還留在城裡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州人的復仇,台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僱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州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至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82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州﹁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開拓民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棄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特別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硬了,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台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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