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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著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里打雜、在礦場裡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著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__﹁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我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宣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公布﹁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鎗、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乾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面前，後面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裡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後面有美國中情局，﹂他笑著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埗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著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
在睡著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著的，叫余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26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紀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記得，父親終於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資是七分錢。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走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中充滿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鋪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里。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著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裡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的意思。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疑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里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里，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第 三 部
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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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游﹂。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