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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上要作醮了，整個小鎮騷動起來。大人把褲管卷上膝蓋，大碗喝酒，爭論誰該是下任爐主。小孩興奮莫名往大廟和武術館中奔跑。敲鼓打鑼的、抬神與踏火的、進香的捐貢的鎮上的顏色憑空多彩起來，鼓樂聲激動著人的臉色，赤足的老人三三兩兩蹲在廟前交頭接耳。這是節慶。什麼節慶?
慶祝什麼?激動的人為什麼而激動，祈禱的人為誰而祈禱?廟門為什麼靈魂而開，王船為誰的鬼魂而燒?你不知道，也沒人會告訴你。
春去秋來，看著神轎和鑼鼓從你窗前一陣一陣流過，隊伍裡頭有你熟悉的臉龐，他們的興奮的臉龐。人們說這是民間信仰，但你顯然不屬於這個
“民間”。疏離，造就了你一雙冷眼。
有時候，你深深地驚訝自己竟然真是在這兒出生成長的人。
去國經年，總不免有人問起：“你思鄉嗎?”我猶疑，不知從哪裡說起。
思鄉總得先有鄉可思，我的鄉在哪裡?是那遍布全省一處又一處的公家宿舍嗎?我的鄉人是誰?那不是剛來就是剛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嗎?還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間焚香的人?還是那在鑼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過的人?我認識他們他們又認識我嗎?思“鄉”，如果沒有一條熟悉的路，沒有一盞認得的燈，沒有一條用腳板測過深淺的小溪，如果沒有一個叫得出的名字、一個記得起的青梅竹馬，沒有一個依稀認得出你面孔的老者——還能稱“鄉”嗎?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為何會在異國的燈下聽窗外的風聲。
如果你是個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會出國求學;即使出國求學也不致長期浪蕩;即使長期或也不致結異國婚姻;即使結了異國婚姻或也不致永遠地成為異鄉人。祖宅、田地、世代相傳的人脈網絡，可以有千百種出乎意料的線索牽絆住一個遊子旅人，猶如晶瑩細韌的蛛網緊緊托住一隻蜘蛛。即使從大網上掉下來，也還有一條絲牽著它。既然本來就沒有這樣一張屬於“鄉”特有的蛛網，你的浪跡天涯實在就不令人意外了。從前便是孤島，現在仍舊是;現在是邊緣人，從前也未嘗不是。
這個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腳踩上渡海大輪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決定了吧!
然而我還是有鄉可思的。譬如那些個不需要解釋就能原諒你的朋友，譬如眼前這一株乳鴨色的軟枝黃蟬。童年的種種感覺，像花香一樣襲來，令人恍惚。
花，婉轉開在籬笆上，開在牆頭，開在鐵軌旁，熱熱烈烈地開著比太陽還溫暖的黃色。
鐵軌旁有塊空地，空地上有個鐵皮搭起來破倉庫似的大房子，裡頭隔成無數個小間，擠著無數個人家。下起雨來，空地上泥濘一片，倉庫裡頭熱鬧極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裡，啼哭的嬰兒坐在霉濕的床上，女人四處找瓢盆鍋碗接漏水。我緊緊抱著剛采來的黃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著雨水滴在嬰兒頭上。
多少年後，才知道那倉庫里住的是比我們還晚到的大陸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軟枝黃蟬純潔完美的世界裡，還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嬰兒和自己已經行走在飄零的軌跡上，漸行漸遠。
第5 節 南部來的女孩
……寒風細雨中，想到這一代知識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獨之感湧上心頭，久久不去。台南的夥伴們都好嗎?我們一個個走上自己選擇的路，希望最後大家都能碰頭，為真理而再度結合在一起。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 年我們是誰?90 誰”這個根本問題。
可是歷史有那麼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麼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相。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面上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 年代。楊澤說，
那是“蓄長發、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舒國治這個70 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將，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凌晨。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電台。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 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她戴著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 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說什麼呀?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1966 的中學生包圍著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 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夏夜，人們捲起褲腳坐在屋前板凳上乘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我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著乾魚和鯊魚翅。
車輪在昏暗裡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是一隻肥大的黑毛母豬閒適地躺在路中心。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裡吮著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撞來撞去，晃著細細的尾巴。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餵奶的豬，我們推著車走，到了海灘。漁船歇在沙灘上，漁網攤開來晾著。
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鯤鯓，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元新台幣(四十元新台幣等於一美元)。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番薯，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寧可到台南工廠做工。蛤成熟時，大批婦女及兒童被雇用剝蛤殼。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鯤鯓》，NormaDiamond，1969 年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鄰居們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裡閃著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將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妝。”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鐲;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將手鐲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闊嘴嬸自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著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天還蒙蒙未亮，已經背著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對面等候台南客運。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一車子的中學生，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車裡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學生個個戴著近視眼鏡。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著站著，但是連站著的學生也在看書——一手緊抓著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著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背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