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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 年還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了我的編輯。在他的個人辦公室里，我們一邊討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別的編輯討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的鑑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有時候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別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
——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於它與正刊的關係;它與正刊的關係就是：
沒有關係。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裡?首先，《法蘭克福匯報》沒有一個報老闆，它屬於《法蘭克福匯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利益。掌有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是財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於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可能，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財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副刊的獨立性其實只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4——身為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的銷數只有四十
萬份，在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裡，這四十萬讀者多數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產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很明顯的是社會中掌有知識、決策權和影響力的讀者群。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他的年齡和閱歷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凌亂，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我們副刊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麼迎合大眾口味。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我們只有高標準，沒有低標準。”1989 列德國頂尖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討，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響力因而極大。
《匯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態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為這個社會裡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於財閥、報閥、政客、政黨的報紙?為什麼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導文化消息?為什麼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
為什麼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麼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後浪怎麼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面的詩和詩評?——5——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還沒有消失的，承擔著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眾品位看齊。大陸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面臨同樣的問題。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憂色：副刊沒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里，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面貌出現，寄身於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於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於它的種種異彩，回到它的本位，寧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我倒覺得是新階段的啟始。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眾”社會，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就只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眾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別忘記，這是常態。
副刊在新階段中面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麼階層什麼年齡什麼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面貌。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將雅俗摻雜，只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嚇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標。社會有
多麼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麼成熟深刻。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著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於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標杆，一大步跨在社會的前面。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麼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麼成熟深刻。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跡上衝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盪，刺激社會前進。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盪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
(原載1997 年9 月17 日《文匯報·筆會》)讀者來信編輯朋友：你們好!
《筆會》推出龍應台《腦力激盪的磁場——談副刊》一文第注節 ，讀後真解氣，眼前豁然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