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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記不得你香港的數學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談妥要來上班之前，還說要打電話回北京問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記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結束之後還打電話問她媽準不準許她搭計程車回家，結果電話里的媽說計程車危險，她必須搭公交車。你記不記得大二的阿芬?拿著暑期創意營的選課單，說傷腦筋，不知道她媽會不會同意她選她真正想要的課程。
這些，都是典型的鏡頭;我不是這樣的母親。
但是同時，我也看見二十一歲的女兒跟母親手挽著手親密地逛街，看見十八歲的兒子很“乖”地坐在母親身邊陪著母親訪友，跟母親有說有笑。
老實說，安德烈，我好羨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為，我也覺得，剛成年的人跟母親太親近、太“乖”，恐怕代表著他本身的人格獨立性不夠完整。我渴望和你們保持兒時的親密，但是又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典型的亞洲母親了，而且還一直認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給我的“課”。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兩年，從他的十四歲到十六歲。他對我和朋友們的談話議題興趣很濃。譬如和中國大陸來的記者談中國問題，或者和美國記者談國際局勢，十五歲的他都會很專注地傾聽、提問，也談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剛離開，他說，“媽，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你的華人朋友的特徵?”我說沒有。他說，“就是，當他們要問我什麼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是看著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卻用第三人稱‘他’來稱呼我。 ”
嗄?
我其實沒聽懂他的意思，但是我們接著做了一次實驗。
就是觀察下一次朋友來的時候所做的舉動。結果是這樣的：教授甲進來，我介紹：“這是中文系甲教授，這是我的兒子菲利普。”他們握手。然後，甲教授對著我問：“好俊的孩子。他會說中文嗎?”我說，“會，說得不錯。”甲教授問，“他幾歲?”眼睛看著我。
我說，“十五”。
甲教授說，“他讀幾年級呢?”眼睛看著我。
我說，“你問他吧。”甲教授這才轉過去看菲利普。但是沒說幾句，又轉回來了，“他懂幾國語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著我。
這個實驗發生了之後，我也變敏感了。記不記得，你剛到香港時生病了，我陪你去看醫生。我們兩人一起進去，你坐在醫生對面，我一旁站著。醫生看了你一眼，然後抬頭問我：“他哪裡不舒服?”我趕忙說，“請你問他。”
那時，你二十歲。
十六歲的菲利普，在我們做過多次的實驗後，曾經下過這樣的觀察歸納，他說：“媽，我覺得，差別在於，歐洲人是看年齡的，譬如在德國學校里，你只要滿十四歲了，老師便要用‘您’來稱呼學生。但是，中國人看的不是年齡，而是輩分，不管你幾歲，只要你站在你媽或爸身邊，你就是‘小孩’，你就沒有身分，沒有聲音，不是他講話的對象。所以，他才會眼睛盯著你的媽或爸發問，由‘大人’來為你代言。”
菲利普做這歸納的時候，安德烈，我這有名的社會觀察家，真的傻了。
此後，即使站在朋友身邊的孩子只有醬油瓶子那麼高，我也會彎下腰去和他說話。
菲利普給我另一次“震撼課”，是在墾丁。我們一大幫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們，幾輛車到了墾丁海岸。大家坐在涼風習習的海岸咖啡座看海。過了一陣子，我聽見一旁舅媽問她讀大學的女兒咪咪，“要不要上廁所?”我也想去洗手間，起身時問菲利普：“要不要上廁所?”
你老弟從一本英文雜誌里抬眼看我，說，“媽，我要不要上廁所，自己不知道嗎?需要媽來問?”
喔，又來了。我不理他，逕自去了。回來之後，他還不放過我，他說，“媽，咪咪二十歲了，為什麼她媽還要問她上不上廁所?”
嗄?
“第一，這種問題，不是對三歲小孩才會問的問題嗎?第二，上廁所，你不覺得是件非常非常個人的事嗎?請問，你會不會問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廁所’?”
我開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詩人楊澤、歷史學者朱學勤、副刊主編馬家輝、小說家王安憶一起來到海岸喝咖啡，當我要去上廁所時，會不會順便問他們：
“楊澤，朱學勤，馬家輝，王安憶，你要不要上廁所?”
菲利普看著我陰晴不定的表情，說，“怎樣?”
我很不甘願地回答說，“不會。”
他就乘勝追擊，“好，那你為什麼要問我上不上廁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褲子裡嗎?”
我們之間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僅只是兩代之間的，更多的，可能是兩種文化之間的。
我常常覺得你們兄弟倆在和我做智力對決、價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來到家中，我看見你直接就坐下來準備上課;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說，“安德烈，雖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幾歲，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禮節：給他奉上一杯茶水，請他先坐。他離開時，要送客送到電梯口。”你顯然覺得太多禮，但你還是做了。
我也記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陳婉瑩教授來到家中，你看她進來，對她說了聲“嗨”，還是坐在椅子上讀報。我說，“不行，再熟她都還是你的教授，在中國的禮儀里，你要站起來。”你也接受了。
我們之間，有很多價值的交流，更何況，德國的傳統禮節不見得比中國的少，歐洲社會對親子關係的重視，不見得比亞洲人輕，對吧?
可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還是讓我難以消化，隔了一夜還覺得鬱結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我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來。一個做母親的快樂想像：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讓我來引導你們認識中國大陸，多愉快。
我怎麼會想到，你們的快樂想像和我的剛好相反。
你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而且，難道以後我到某一個城市去工作了，做媽的都要跟著嗎?”
十八歲的菲利普，剛從德國降落，天真的眼睛長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軀上，認真地說，“我不要你牽著我的手去認識中國大陸——因為你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裡能這樣。我要自己去發現中國大陸。”
我聽見自己可憐巴巴的聲音說，“難道，連一個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島?蘇州?杭州?”你們眼睛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對你們的“歐洲價值”，心裡覺得徹底的失落。可是，轉念想想，你們倆，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們母親身上的某些“亞洲價值”而覺得“有點累”呢?
這些，都是典型的鏡頭;我不是這樣的母親。
但是同時，我也看見二十一歲的女兒跟母親手挽著手親密地逛街，看見十八歲的兒子很“乖”地坐在母親身邊陪著母親訪友，跟母親有說有笑。
老實說，安德烈，我好羨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為，我也覺得，剛成年的人跟母親太親近、太“乖”，恐怕代表著他本身的人格獨立性不夠完整。我渴望和你們保持兒時的親密，但是又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典型的亞洲母親了，而且還一直認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給我的“課”。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兩年，從他的十四歲到十六歲。他對我和朋友們的談話議題興趣很濃。譬如和中國大陸來的記者談中國問題，或者和美國記者談國際局勢，十五歲的他都會很專注地傾聽、提問，也談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剛離開，他說，“媽，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你的華人朋友的特徵?”我說沒有。他說，“就是，當他們要問我什麼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是看著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卻用第三人稱‘他’來稱呼我。 ”
嗄?
我其實沒聽懂他的意思，但是我們接著做了一次實驗。
就是觀察下一次朋友來的時候所做的舉動。結果是這樣的：教授甲進來，我介紹：“這是中文系甲教授，這是我的兒子菲利普。”他們握手。然後，甲教授對著我問：“好俊的孩子。他會說中文嗎?”我說，“會，說得不錯。”甲教授問，“他幾歲?”眼睛看著我。
我說，“十五”。
甲教授說，“他讀幾年級呢?”眼睛看著我。
我說，“你問他吧。”甲教授這才轉過去看菲利普。但是沒說幾句，又轉回來了，“他懂幾國語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著我。
這個實驗發生了之後，我也變敏感了。記不記得，你剛到香港時生病了，我陪你去看醫生。我們兩人一起進去，你坐在醫生對面，我一旁站著。醫生看了你一眼，然後抬頭問我：“他哪裡不舒服?”我趕忙說，“請你問他。”
那時，你二十歲。
十六歲的菲利普，在我們做過多次的實驗後，曾經下過這樣的觀察歸納，他說：“媽，我覺得，差別在於，歐洲人是看年齡的，譬如在德國學校里，你只要滿十四歲了，老師便要用‘您’來稱呼學生。但是，中國人看的不是年齡，而是輩分，不管你幾歲，只要你站在你媽或爸身邊，你就是‘小孩’，你就沒有身分，沒有聲音，不是他講話的對象。所以，他才會眼睛盯著你的媽或爸發問，由‘大人’來為你代言。”
菲利普做這歸納的時候，安德烈，我這有名的社會觀察家，真的傻了。
此後，即使站在朋友身邊的孩子只有醬油瓶子那麼高，我也會彎下腰去和他說話。
菲利普給我另一次“震撼課”，是在墾丁。我們一大幫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們，幾輛車到了墾丁海岸。大家坐在涼風習習的海岸咖啡座看海。過了一陣子，我聽見一旁舅媽問她讀大學的女兒咪咪，“要不要上廁所?”我也想去洗手間，起身時問菲利普：“要不要上廁所?”
你老弟從一本英文雜誌里抬眼看我，說，“媽，我要不要上廁所，自己不知道嗎?需要媽來問?”
喔，又來了。我不理他，逕自去了。回來之後，他還不放過我，他說，“媽，咪咪二十歲了，為什麼她媽還要問她上不上廁所?”
嗄?
“第一，這種問題，不是對三歲小孩才會問的問題嗎?第二，上廁所，你不覺得是件非常非常個人的事嗎?請問，你會不會問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廁所’?”
我開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詩人楊澤、歷史學者朱學勤、副刊主編馬家輝、小說家王安憶一起來到海岸喝咖啡，當我要去上廁所時，會不會順便問他們：
“楊澤，朱學勤，馬家輝，王安憶，你要不要上廁所?”
菲利普看著我陰晴不定的表情，說，“怎樣?”
我很不甘願地回答說，“不會。”
他就乘勝追擊，“好，那你為什麼要問我上不上廁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褲子裡嗎?”
我們之間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僅只是兩代之間的，更多的，可能是兩種文化之間的。
我常常覺得你們兄弟倆在和我做智力對決、價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來到家中，我看見你直接就坐下來準備上課;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說，“安德烈，雖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幾歲，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禮節：給他奉上一杯茶水，請他先坐。他離開時，要送客送到電梯口。”你顯然覺得太多禮，但你還是做了。
我也記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陳婉瑩教授來到家中，你看她進來，對她說了聲“嗨”，還是坐在椅子上讀報。我說，“不行，再熟她都還是你的教授，在中國的禮儀里，你要站起來。”你也接受了。
我們之間，有很多價值的交流，更何況，德國的傳統禮節不見得比中國的少，歐洲社會對親子關係的重視，不見得比亞洲人輕，對吧?
可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還是讓我難以消化，隔了一夜還覺得鬱結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我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來。一個做母親的快樂想像：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讓我來引導你們認識中國大陸，多愉快。
我怎麼會想到，你們的快樂想像和我的剛好相反。
你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而且，難道以後我到某一個城市去工作了，做媽的都要跟著嗎?”
十八歲的菲利普，剛從德國降落，天真的眼睛長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軀上，認真地說，“我不要你牽著我的手去認識中國大陸——因為你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裡能這樣。我要自己去發現中國大陸。”
我聽見自己可憐巴巴的聲音說，“難道，連一個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島?蘇州?杭州?”你們眼睛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對你們的“歐洲價值”，心裡覺得徹底的失落。可是，轉念想想，你們倆，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們母親身上的某些“亞洲價值”而覺得“有點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