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頁
在歐洲，咖啡館是“詩人的寫作間”、“藝術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學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館是西蒙-波娃逗留的書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劇團夜夜必到、百科全書派作家逗留的酒館。塞納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現實主義派和存在主義哲學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倫敦的威爾咖啡館(Will's)逗留，那是個文學沙龍，幾乎主宰了17世紀的英國文學。羅馬的古希臘咖啡館(Antico Greco Caffe)曾經是華格納、拜倫、雪萊逗留之處。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Zentral)曾經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藝術家在蘇黎世伏爾泰逗留過的酒館開展了達達藝術，知識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館逗留而開啟了1803年政治的啟蒙。
文化來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靈感的挑逗、能量的爆發;“留”，才有沉澱、累積、醞釀、培養。我們能不能說，沒有逗留空間，就沒有逗留文化;沒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沒有文化?
筋疲力盡的“搏殺”
可是，安德烈，我們大概不能用歐洲的標準來評價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個藝術家和作家在香港開出一千家美麗的咖啡館來，會怎麼樣?“逗留文化”就產生了嗎?
我相信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倒閉，因為缺少顧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時，超過60小時的有75萬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時間之長，全世界第一。這，還沒算進去人們花在路上趕路的時間，一年300小時!你要筋疲力盡的香港人到咖啡館裡逗留，閒散地聊天、觸發思想、激動靈感?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感受的沉澱，最細緻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丑。閒暇、逗留，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
MM
二十二、誰說香港沒文化?
菲利普給安德烈的信：
安德烈，
住了兩年香港以後回到德國，還真不習慣。香港是超級大城市，皇冠堡是美麗小鎮，這當然差別夠大，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差別還是人的態度，文化差異，實在太大了。
你說香港沒有咖啡館，沒有安靜逗留的地方，香港沒有文化。我覺得，安德烈你還不懂香港。香港確實很少咖啡館，尤其是那種很安靜的，可以讓人泡一整個下午的很有情調的咖啡館。可是，這樣就代表“香港沒有文化”嗎?
回到德國以後，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這樣過的：放了學先回家吃中飯，然後和兩三個同學約了在小鎮的咖啡館碰頭。在一個靜靜的咖啡館裡頭，你就會看見我們一堆十六歲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幾杯Café Macchiatos以後，天大概也黑了，我們就轉移陣地到一個小酒吧去喝幾杯啤酒。德國的小鎮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靜靜的，有家的溫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學是絕對不會直接回家的，我們一黨大概十個人會先去一個鬧烘烘的點心店，吃燒賣蝦餃腸粉。粥粉面線的小店是吵死了沒錯，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講話，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邊的人，還是可以高高興興聊天。
吃了點心和幾盤炒麵以後，我們就成群結隊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櫥窗，更晚一點，就找一家酒吧闖進去。
對，就是“闖進去”。在德國，十六歲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規定卻是十八歲。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德國少年在香港進酒吧雖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說守在酒吧門口的人會不會擋我們?告訴你，我們假裝不看他，就這樣大搖大擺走進去，很少被擋過。我想，我們這些歐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裡，可能十六歲的都看起來像二十歲。常常有人問我讀哪間大學。MM在城市大學教書時我就說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說港大。
我們點可樂，有些人會喝啤酒。我偶爾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說喔!)
(你去過深水灣嗎?那裡常有人烤肉，整個下午，整個晚上，香港人在那裡烤肉，談笑，笑得很開心。)
MM說，她買了一堆書以後，到處找咖啡館，很難找到，跟台北或者歐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問：那在德國怎麼樣呢?你試試看下午四點去找餐廳吃飯。吃得到嗎?大多數德國餐廳在下午兩點到六點之間是不開火的──他們要休息!
或者，在德國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認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樣。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國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兩邊的文化差異就很清楚了。老實說，我一點也不覺得香港沒有文化。
總體來說，我喜歡香港勝於德國。香港是一個二十四小時有生命的城市，永遠有事在發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國人開朗。我在香港只住了兩年，在德國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遠遠多於德國。昨天剛好跟一個義大利人談天，她在德國住了好幾年了。她說，德國太靜了，靜得讓人受不了。德國人又那麼的自以為是的封閉，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覺完全一樣，而且覺得，中國人跟義大利人實在很像：他們比德國人吵鬧喧譁，是因為他們比德國人開朗開放。
香港唯一讓我不喜歡的，是它的社會非常分化。譬如說，我的朋友圈裡，全部都是國際學校的人，也就是說，全是有錢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嚇人的昂貴學費。半年來你的交往圈子只限於港大的歐洲學生，幾乎沒有本地人，你說原因很可能是語言和文化差異造成隔閡，可是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是：有錢沒錢，才是真正的劃分線。
譬如說，我在香港整整住了兩年，幾乎沒有認識一個住在公屋裡的人。而我們家，離“華富”公屋不過五分鐘。比較起來，德國的階級差異就不那麼的明顯，不同階級的人會混在一起。我的朋友裡頭，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貧窮的，都有。
我覺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點，那麼香港的好處和缺點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利普
二十三、大學生哪裡去了?
安德烈給媽媽的信：二十五萬人算多?
MM：
有時候我在想：香港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對香港是有些批評的，可是我還是喜歡這個城市，而且蠻關心它的發展──我決定去參加十二月四號的遊行。
我們離開遊行大街的時候，你問那個計程司機──他看起來像三十多歲的人吧?你問他為什麼沒去遊行，我當時在想，MM真笨，怎麼問這麼笨的問題!他沒去遊行，當然是因為他得開車掙錢，這有什麼好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