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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
九、兩種道德
安德烈：
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菲利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記得這個年輕的老師，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菲利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麼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面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想想看，菲利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點點頭。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20%的富有國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後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台或院子裡去晾，絕不用烘乾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裡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麼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後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遊走，巨大的身體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菲利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裡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麼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裡，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直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著管子，就在籠子裡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里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麼膽汁、用什麼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銀行里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你穿著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卻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為什麼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架到雲里。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馱著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著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麼?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東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30塊。
安德烈，你知道30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利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里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剛好一輛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利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裡，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為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蟈蟈被放進小小的竹籠里出售，人們喜歡它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菲利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裡，然後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然後要把竹籠里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菲利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菲利普緊抱著蟈蟈怎麼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它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著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制里，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只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於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於貧富不均的態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社會福利占了歐陸國家GDP的45%，而美國卻只有30%?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60%的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環境所迫的，卻只有29%的美國人這樣看。只有24%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60%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咎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