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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一輩子愛美、愛首飾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親在醫院裡，她把我叫到臥房裡，拿出這一個盒子，把首飾一件一件小心地放進去，說：“給你。”
我笑著推開她的手：“媽，你知道我不戴首飾的。你留著用。”
她停下來，看著我，一時安靜下來。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親的大床，空著──父親不知還回不回得來。床頭牆上掛著從老家給他們帶來的湘繡。四幅並排，春蘭、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緋紅黛青壓在月白色的絲綢上，俯視著一張鋪著涼蓆的雙人床。天花板垂下來的電扇微微吹著，發出清風的聲音。這房間，仍舊一派歲月綿長、人間靜好的氣氛。
她幽幽地說話了：“女兒，與其到時候不知道東西會流落到哪裡，不如現在清清醒醒地交給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後用兩隻手，一上一下含著我的手，眼睛卻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說話。
把盒子重新蓋上，放回抽屜裡層，我匆匆走到客廳，拿起電話，撥她的號碼;接通了，鈴聲響起，我持著聽筒走到面海的陽台，夕陽正在下沉，海水如萬片碎金動盪閃爍。直直看出去，越過海洋越過山嶼越過雲層，一重一重飛越的話，應該是澳門，是越南，是緬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灣在日出的那頭，其實是我站在陽台怎麼都看不見的另一邊。我握緊聽筒，對著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兒──你記得嗎?”
2
我喜歡走路。讀書寫作累了，就出門走路。有時候，約個可愛的人，兩個人一起走，但是兩個人一起走時，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風景。
要真正地注視，必須一個人走路。一個人走路，才是你和風景之間的單獨私會。
我看見早晨淺淺的陽光里，一個老婆婆弓著腰走下石階，上百層的寬闊石階氣派萬千，像山一樣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見一隻花貓斜躺在一截頹唐廢棄的斷牆下，牽牛花開出一片濃青艷紫繽紛，花貓無所謂地伸了伸懶腰。
夜色朦朧里，我看見路燈，把人行道上變電箱的影子胡亂射在一面工地白牆上，跟路樹婆娑的枝影虛實交錯掩映，看起來就像羅密歐對著朱麗葉低唱情歌的那個陽台。
我看見詩人周夢蝶的臉，在我揮手送他的時候，剛好嵌在一扇開動的公交車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輛車，無比隆重地，在為他作相框。
我看見停在鳳凰樹枝上的藍鵲，它身體的重量壓低了綴滿鳳凰花的枝丫。我看見一隻鞋般大小的漁船，不聲不響出現在我左邊的窗戶。
我是個攝影的幼兒園大班生，不懂得理論也沒學過操作，但是跟風景約會的時間長了，行雲流水間，萬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這世界的，難道竟是那機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世間的風景於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嘗在我“心外”?相機，原來不那麼重要，它不過是我心的批註，眼的旁白。於是把相機放進走路的背包里，隨時取出，作“看此花時”的心筆記。
每一個被我“看見”的瞬間剎那，都被我採下，而採下的每一個當時，我都感受到一種“美”的逼迫，因為每一個當時，都稍縱即逝;稍縱，即逝。
3
在中國台灣、香港，新、馬和美國，流傳最廣的，是《目送》。很多人說，郵箱裡起碼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轉來這篇文章。在大陸，點擊率和流傳率最高的，卻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為，對於台灣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經不是切膚的問題，反倒個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傷逝”和“舍”，才是刻骨銘心的痛?是不是因為，在大陸的集體心靈旅程里，一路走來，人們現在面對的最大關卡，是“相信”與“不相信”之間的困惑、猶豫，和艱難的重新尋找?
很難說。每個人，來到“花”前，都看見不一樣的東西，都得到不一樣的“明白”。
對於行路的我而言，曾經相信，曾經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舊在尋找相信。但是面對時間，你會發現，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麼了。因此，整本書，也就是對時間的無言，對生命的目送。
目送
2009年09月24日15:02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丫因為負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樹籬，鉤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兒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里，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做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里，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忽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交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交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隻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