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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讓漢人認識了原住民，讓原住民認識了他自己。
我也記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9月21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音樂會上只有素白的野薑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沉，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只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屏幕上寫著：“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
好安靜的夜晚。燭光里，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音樂會過後，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其中一封，沒有署名，只有幾行樸素的字：
我從來不知道“同胞”是什麼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園那個晚上。
我明白了。
強權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將無意義的碎片組成有意義的拼圖。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
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還有什麼呢?
在一個大廳里為“四郎探母”流淚的人群，在一個廣場上為泰雅族長老的古曲頂著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個公園裡聽樂團演奏悲愴“江河水”紀念死難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個圖書館裡聆聽一場詩歌朗誦的人群，在政府大樓前面用行動劇來抗議示威的人群，在校園裡為一個熱門樂團尖叫暈眩的人群，其實是在進行一個重要的儀式：他們正在一個“社會共識體驗營”里認識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表面上是音樂的流動、影像的演出，語言的傳遞，更深層的，其實是“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文化認同的逐漸成形，公民社會的塑造。
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盪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擔，政治強權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會的基礎。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那麼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占了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你問一個總統候選人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問他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衛生政策、醫療政策、兒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從容應答，因為他的幕僚讓他事前做過功課。可是如果請他談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會支支吾吾答非所問，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邊緣化，讓我想到在台北市府為文化爭取預算的經驗。每年5月間，市府內部要開始編列下一年度的預算，所有的局處首長坐立不安：經濟不景氣，市府稅收減少，預算要裁減。那麼，該裁減誰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發?警察的防彈衣裝備是否可以不買?消防車是否壞了不補?醫院是否可以減少護士?勞工失業救濟是否停發?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財政局長、主計處長像判官一樣儘量保持面無表情，怕傷了同仁感情;各局處首長則個個面色凝重，如臨大敵，用盡力氣去爭取、保護自己那一塊的預算。有一年，當社會福利預算被縮減時，社會局長當場痛哭失聲。
我所面對的，是一個很多人心裡想著但隱忍不發的想法：
“龍局長，經濟不景氣，唱歌跳舞少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在絕大多數的城市裡，經濟緊縮時，第一個被刀砍的預算就是文化―――因為，在一般人的認知里，文化不過是餘興消遣，不過是有錢有閒之餘的奢侈品。候選人不把它放在眼裡，媒體不去追究，選民也輕鬆以對。
坐在緊張凝重的府內預算會議里，我看著手上的預算草書：
台北市的文化局預算是工務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八。
你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餘興和奢侈品。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嘿，文化是民生必須，是國家大計。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你的同僚：我們的生活內容，尤其是我們的生活品質，其實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我也記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9月21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音樂會上只有素白的野薑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沉，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只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屏幕上寫著：“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
好安靜的夜晚。燭光里，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音樂會過後，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其中一封，沒有署名，只有幾行樸素的字：
我從來不知道“同胞”是什麼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園那個晚上。
我明白了。
強權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將無意義的碎片組成有意義的拼圖。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
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還有什麼呢?
在一個大廳里為“四郎探母”流淚的人群，在一個廣場上為泰雅族長老的古曲頂著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個公園裡聽樂團演奏悲愴“江河水”紀念死難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個圖書館裡聆聽一場詩歌朗誦的人群，在政府大樓前面用行動劇來抗議示威的人群，在校園裡為一個熱門樂團尖叫暈眩的人群，其實是在進行一個重要的儀式：他們正在一個“社會共識體驗營”里認識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表面上是音樂的流動、影像的演出，語言的傳遞，更深層的，其實是“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文化認同的逐漸成形，公民社會的塑造。
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盪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擔，政治強權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會的基礎。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那麼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占了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你問一個總統候選人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問他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衛生政策、醫療政策、兒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從容應答，因為他的幕僚讓他事前做過功課。可是如果請他談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會支支吾吾答非所問，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邊緣化，讓我想到在台北市府為文化爭取預算的經驗。每年5月間，市府內部要開始編列下一年度的預算，所有的局處首長坐立不安：經濟不景氣，市府稅收減少，預算要裁減。那麼，該裁減誰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發?警察的防彈衣裝備是否可以不買?消防車是否壞了不補?醫院是否可以減少護士?勞工失業救濟是否停發?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財政局長、主計處長像判官一樣儘量保持面無表情，怕傷了同仁感情;各局處首長則個個面色凝重，如臨大敵，用盡力氣去爭取、保護自己那一塊的預算。有一年，當社會福利預算被縮減時，社會局長當場痛哭失聲。
我所面對的，是一個很多人心裡想著但隱忍不發的想法：
“龍局長，經濟不景氣，唱歌跳舞少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在絕大多數的城市裡，經濟緊縮時，第一個被刀砍的預算就是文化―――因為，在一般人的認知里，文化不過是餘興消遣，不過是有錢有閒之餘的奢侈品。候選人不把它放在眼裡，媒體不去追究，選民也輕鬆以對。
坐在緊張凝重的府內預算會議里，我看著手上的預算草書：
台北市的文化局預算是工務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八。
你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餘興和奢侈品。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嘿，文化是民生必須，是國家大計。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你的同僚：我們的生活內容，尤其是我們的生活品質，其實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