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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關中的劉曜與河北的石勒東西爭霸,河東也成為最主要的戰場,幾次大戰都發生在境地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河東之地所遭遇的兵禍戕害可想而知,可以說是滿目瘡痍的一片廢墟,郊野之中除了零散分布的一些鄉豪塢壁之外,城池、村邑幾乎是蕩然無存,其殘破之處,甚至還要有甚於關中和中原。

  沈大將軍過江用事、北伐以來,河東可以說是歸治最為順利的地區,一方面也的確是因為河東殘破過甚,鄉豪們完全無力抗拒王師大軍,更兼有北面平陽多有胡寇擄掠鄉野,乏力自保,另一方面則就是這些鄉豪們親眼所見,王師在敢於抵抗軍威的弘農是怎樣的大開殺戒。

  河東歸治順利,行台自然也有優待,復治之後,一應鄉土秩序幾乎完全沒有更改,甚至還授予了一眾鄉豪高低不等的官爵、名位,對於他們的鄉資、鄉勢幾乎沒有觸碰,反而用詔令讓他們所擁有一切得以合法化。

  所以,真要講到官民和諧、公私兩宜,河東與行台的關係,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模範的典型。行台以其強大實力給河東提供最迫切需要的安全保障,而河東鄉眾在行台經營西線戰略的時候,也都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完全沒有推諉和拖延的跡象。

  但這並不意味著河東就鄉情固結、局勢呆板、沒有變化,雖然行台方面沒有過多的干涉河東鄉情、細務,但當各方商賈蜂擁而來、各地物貨澎湃湧入的時候,河東的局面還是發生了莫大的變化。

  商賈逐利,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搶占河東,自然不是為了不遺餘力的支持行台對河東的復建經營。

  河東的地理位置擺在這裡,上通山西、西接關中,東面則依庇於中州河洛。

  特別是隨著行台對於中原、江東等各處的規劃、把控越來越嚴密,民間的資本能夠在其中得享暴利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雖然也有勝在細水長流的穩定收益,但跟早年軍事闊進、他們也能追從分享戰爭紅利的收益相比起來,便顯得不夠過癮。

  而且過往這些年,許多從一開始便緊緊追隨沈大將軍北進步伐的江東人家,到如今財力積累也達到一個極為雄厚的水平,他們是既有餘力、又有野心開拓新的商貿版圖。因此對於河東這個勾連東西南北的要害位置,自然不會放任錯過。

  所以,當行台開始大筆投入、建設蒲坂大基地的時候,各路豪商也都聞風而動,滿車滿船的財貨運載到了河東,希望能夠先占下一個沿河的有利位置。

  在這一輪熱潮當中,靠近蒲坂周邊的土地首先便吸引了商賈們最大的注意力,很快便被推到了寸土寸金的價格。

  河東雖然也不乏鄉豪殘留,但真正敢於靠近河畔這種交通要道建設塢壁的則少之又少,沒有足夠的實力,那簡直就是在找死。所以河邊的這些土地,絕大多數都是無主的荒野,隨著河東歸治,自然而然也都被行台接手圈禁起來。

  行台並沒有主動向外售賣土地以供商賈建設囤積貨品的倉邸,而是體恤河東鄉情,規令只有河東本籍鄉眾按戶納捐授土。

  商賈們爭紅了眼的那種熱切急迫的氛圍,自然也令河東這些鄉民們感受到,儘管也有一部分人是故土難捨,但更多的人則眼見於此中驚人的利潤。

  哪怕他們本身並沒有通貨四方的能力,但若能在河畔得據一角,自有源源不斷財貨入門,終年所得要遠遠超過了田畝所出,而且這完全是坐享其成,既不必再俯仰於春秋耕織之苦累,也不必再承受旱澇天時的打擊。

  所以很快大量的河東時流鄉眾們便被河道中浮游的驚人利貨所吸引,或是換置、或是捐輸,大凡稍具能力的人家,都要在沿河一線謀求一角土地。

  鄉豪所以難於根除、杜絕,就在於他們長達幾代人在鄉土中的深入經營、營造出一個個盤根錯節、蛛網密結的網絡,在這網絡之中,便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蔭戶。

  可是當眾多河東時流放棄原本這些,遷居湊近於河畔之後,過往的頑固便蕩然無存。最起碼在行台施政的層面上,河東這些鄉豪們與行台政令施行已經沒有了最根本的衝突,可謂彼此之間各有所得。

  包括那些行走於四方的商賈們,他們或是財如流水、去留隨意,但卻有相當一部分財貨資本被釘在了河東這個位置上,就等於野馬套上了韁繩,想要得於一個合理的盈利,日後的商貿也只能以此為中心而圍繞展開。

  窮人乍富,難免豪奢。河東的商貿地位得以如此凸顯,民財殷厚,消費能力也有了極大的提高,江東的飴糖、織品,西域的美玉、寶石,河朔的皮毛、牛馬,盡聚於此,甚至許多洛陽都不見的奢侈貨品,也能在蒲坂附近的集市中尋找到。

  天中神都坊每年都會有一個整年的總結,而在新一年的匯報中則顯示出,過去一整年的物產,足足有三成直接流入到了河東。

  神都坊匯聚天南地北、技藝最為精湛高妙的匠人,除了作為工程院的實驗操作間之外,所生產的各種物品,材質不論、單單當中的技藝便可稱作絕對的珍貨,售價自是高昂。而且相對而言,實用性較小,更有許多純粹的工藝品。

  神都坊所面對的客戶,主要便是搭配行台北伐並復治而得以分享戰爭紅利、南北新進崛起的豪富群體,通過這種手段將他們的利潤回收,復歸行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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