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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虨得於賢父舊譽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為堅強後盾，常年專事此類事務，因此很快便在關中時流群體中營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對這些關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藹可親，令人信服。那麼另一個李充則就實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為隨後的封錮令便是由李充頒布且施行，並且一俟公布出來，便表現出一種酷烈執法的姿態。其人調遣長安駐軍近萬，親自下場帶領軍隊驅逐長安周邊山野澤塘附近的游食並鄉戶，短短旬日之內，違禁受監者便達於數千之眾。
而整個京兆局面，也因此變得風聲鶴唳、幾至道路以目。要知道關中久亂經年，墾桑之數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於足夠謀生物資，樵採漁獵是非常重要的謀生手段。特別一些鄉戶塢壁為了能夠達到堅守目的，往往也要選擇依山傍水所在。
封錮令的頒行，可以說直接將關中民眾賴以生存的資源砍掉一大塊。所以這些關中民眾如何反應，便也可想而知。
為了配合封錮令的執行，駐於關中的王師也將戒備等級提到最高，郭誦親自作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騎斥候遣散於郊野，生民凡有異常集聚的民變趨勢，俱都第一時間予以鎮壓。
這也多多得益於王師西征過程中的強勢，許多京兆鄉豪塢壁被摧毀，部曲多離散，即便是再作鄉勢串聯，又怎麼可能比得上王師迅敏的動員力度和反應速度。
眼見通過民變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這項政令的實施，許多鄉士便結伴前來長安請願，痛陳關中鄉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錮，生民必將貧困潦倒至死。
而這些請願也談不上是什麼私謀，因為的確是道出了關中一部分實情。關中鄉情久來如此，一時間強令如此大規模的改變，騷亂是無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對於這些請願的人，李充同樣也不客氣，規模但凡超過百人，不問請願內容為何，直接擒拿監押。
這些鄉士們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們不能集結聚攏成勢，單純靠鄉民們自發的組織，即便有些騷亂，但也不足糜爛成為大的動盪。
而且酷烈執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動編戶的制度實施。關中制度已成廢墟，郡縣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慣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儘快恢復秩序，則就必須要仰仗地方鄉戶的配合。
這也是為何胡虜久虐關中，關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的存在就是胡虜統治手段的一種輔助和補充。通過對他們施加羈縻與剝削，效率要遠勝於針對生民個體的掠奪。
但是行台對於關中形勢討論已經良久，早已經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鄉里宗族這樣的基本行政和人倫單位，既然短期內不能整合起來，那麼就區別於此創立一套新的制度，而這一套制度核心名為「鄉社」。
將鄉民編戶，集結成社，百丁為一社，三社為一鄉。一丁便是一個獨立的納稅和服役單位，就是一戶人家。換言之，一社為百戶，一鄉則為三百戶。
搭配鄉社制度的還有囤儲制度，五尺為一垛，五十丈為一倉，百五十丈為一庫。一垛對應一丁，生民勞作產出存儲於垛，垛半歸倉，倉半歸庫。
這既是鄉民生產組織，也是賦稅收繳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無論倉垛都是可以眼見的具體容量單位，能夠最快速的將概念建立起來。
這些制度的頒行，首先要建立在對人身的絕對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軍隊也早已經將基礎鋪墊起來，那就是長安周邊多達幾十萬的難民。
因為法令簡便且易於操作，所以單憑李充帶來關中的幾百名吏員，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於長安周邊整編出多達七百餘社的鄉民，這就意味著增加了七萬多戶的在籍生民。即便是最基本的戶眾為三，也意味著多達二十餘萬的民眾被納入統序制度中來。
與此同時，長安周邊杜陵、灞上等各地倉垛俱都拔地而起。有了確實可見的存儲單位的建築，生民最核心的目標便是填滿這些倉垛，而不再是追求那些飄渺不可見的所謂權宜。
鄉社這樣的基本行政單位確立起來之後，各種配套的生產、徭役等各種政令便都有了立足的基礎。鄉社各以干支為編號，粗分陰陽，日日隔望日服役，朔日而止，陽戶隔朔服役，望日而止。
一個望朔周期便是三十天，換言之就是六十天為一個周期，每隔四十五天，鄉戶便要承擔十五天的徭役。
這樣的賦稅和徭役強度不可謂之輕鬆，畢竟關中久來殘破，想要重新恢復元氣，單純仰仗輕徭薄賦、與民無爭則實在遙遙無期。更何況目下的關中周邊兵患不可謂之輕鬆，仍然需要頻頻征戰，掃滅四方之敵。
但其中一個最大的優點，就在於簡便、易於操作，而且杜絕了征索掠奪無度。再壞的制度都比沒有制度要強，只要這個制度能夠快速確立其權威，指導生民的生產和生活，就能讓世道快速安定下來。
人心思定，哪怕後世民智普開，一座房子能夠給人帶來的穩定指數仍是無可比擬的，甚至有人甘於為之背負一生都償還不盡的債務。
更何況行台這一套制度得以立足，首先要提供基本的人身保障、財產保障、基本生產資料的分配等等。而且其中還有一樁最大的福利，那就是入社之民不必承擔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