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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徐州，由於本身便不能凝結成一個完整的整體，而且郗鑒在政治上的立場已經丟失，軍事上更加漸有從屬於淮南的趨向。所以如今的徐州，已經不再具備監視三吳的能力。
淮上大戰之後，沈家在政治上屢奏凱歌，除了沈充父子都頗具人傑姿態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台內根本就沒有了能夠制衡、壓制沈家的軍權硬實力。這也是為什麼沈哲子一定要在正式北伐作戰之前解決掉江州王舒的最重要原因，只有如此，沈家在北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所取得的戰果，才能最大程度轉化為可以掌握的力量。
所以，未來荊州歸於何人，便是決定未來江東時局走向的最重要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庾懌，哪怕是庾亮復生，只要不徹底和沈氏吳人一刀兩斷，都不可能獲得台中公推出掌荊州。因為如今的荊州，已經成了能夠制衡沈氏吳人的唯一希望所在！
沈哲子心裡很清楚，如果按照台內決議的正式渠道，未來出掌荊州的必然會是與吳人關係不睦，乃至於仇視吳人的人家。只有這樣，江東的政局才能再次恢復平衡，回到原有的軌道上來。
而沈哲子同樣清楚的是，只要他還想獲取北伐的主導權，就絕對不能容許此類情況發生，一定要讓荊州成為友好一方。未來的江東，絕對不能再陷入內訌對耗的境地中。否則，淮上這一場大勝以及奴國大亂的絕佳良機，只會白白錯失掉。
類似的局面，並不是沒有。比如在原本歷史上後來的淝水之戰，雖然其後的北伐是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隨著謝安發揮高風亮節的精神退出執政序列，終究沒能徹底利用前秦崩潰的絕佳良機。
誠然從個人風骨而言，謝安其人是無可挑剔，但從政治層面而言，他的這一次退讓可以說是間接造成了東晉朝廷的滅亡。當時的謝家，其實是有著整合荊揚軍權的機會，因為淝水之戰後不久桓家的掌門人桓沖便去世了，而謝家正是如日中天。但謝安終究沒有擺脫「荊揚相衡，則天下平」的門閥執政思路，以三桓而治三州。
淝水之戰後，前秦崩潰，諸胡紛爭不休，北地流民大量南涌，邊鎮力量由此激增，繼而釀生出司馬家最後一次宗室弄權，太原王恭接連兩次聯絡方鎮起兵討伐會稽王司馬道子，而劉牢之這樣戰功赫赫的猛將也只能淪為鬥爭的籌碼和犧牲品。桓玄起兵篡晉，同樣是依靠當時雍州等地湧來的流民兵。
如今的南北形勢，與淝水之戰後不乏相似，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由於北地的動亂，流民的增加，北地各方鎮必然會有一個實力增長期，所以一旦陷入內鬥中，那麼烈度也會極高，很有可能會有失控，致使後續的北伐計劃再次中途夭折。
在這樣的形勢下，哪怕是利用非常手段，沈哲子也絕對不能容許荊州成為相惡的勢力，要讓江北幾鎮保持一致對外的基調。
當然，就算是通過正常途徑，庾懌也是有可能出掌荊州的。畢竟如今豫州僑門漸有起色，而且庾家終究是皇太后母宗，庾懌出掌荊州，也是符合一定的政治邏輯，但前提是，庾懌必須要拋棄沈家這個舊日的盟友。
所以，沈哲子壓根不給庾懌面對這個兩難抉擇的機會，直接提出武力奪取荊州。這樣一個方案，無疑會增加庾懌本身需要面對的風險，所以關於這些，沈哲子也要跟庾懌講清楚。
「陶公去位已定，荊州分陝之重，必然已入各家籌算之內，絕無容忍相讓之情，短期未必能決。然則北地亂局已定，乃是各路王師勇進良機，若是荊州歸屬遲疑不決，邊地形勢須臾或將大變。非常時機，當行非常之策。若求速決，則必先下於城，而後內報於中。」
沈哲子首先講了一下這麼做的理由，庾懌聽到這裡後，也是不乏意動。
他本就是好為險謀之人，欠缺持重氣度，否則當年也不至於為了阻止沈充作亂而自比於班定遠，因此時譽不高。他也很清楚自己這一缺陷，想要獲得台輔公認出掌荊州，機會實在渺茫，而且即便能成，也要耗時良多。
眼見庾懌張口欲言，沈哲子又說道：「此事干係重大，當中亦不乏風險。一則陶公雖然示好，但其人是否仍安於世，還在兩可之間。荊州局面複雜，其中未必沒有暗樁陰伏，若是陶公不在，小舅單身入鎮，未免勢單，難以御眾。」
對荊州有圖謀的，不只一家，比如褚翜便一早將堂弟褚季野派到了武昌擔任太守。而琅琊王氏，在荊州其實也還有故舊存在著。沈哲子也實在不能確定陶侃眼下到底還在不在世，畢竟陶弘離鎮輾轉多日，即便是有消息，也已經是很久以前。
而且，沈哲子並不能肯定陶侃有沒有給別的一方通報消息。所以，庾懌今次往荊州去是否安全，會否被人中途截殺，或者鎮中遇刺，都是有可能的。就算是成功入鎮，如果沒有陶侃的配合，想要接掌軍政事務也是非常困難。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這麼做政治風險也是極大：「今次險行，畢竟先於王命。所以即便入鎮執掌，來日時議如何，台內將何以怨望小舅，都是長患。我雖然敢進險策，但究竟該要如何取捨，還要小舅深思啊。」
庾懌聽到這話後，也是默然良久，過了好一會兒才自嘲一笑：「性命安危，又或時譽褒貶，於我而言都是小節。我自知非是時望之選，若是仰於台命，結果如何未可樂觀。我非貪於分陝之重，若是純以才量，即便舊任豫州都不乏勉強。但誠如維周所言，故年淮上大捷，正是王師勇進良機。若是內外還要執於名位之爭，則實在辜負天命所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