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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時下南北各家多有資貨投入於彼，也不乏族人子弟直接加入淮南軍在淮上作戰。戰爭結果如何，不只關係到社稷危亡、國運興衰，更與家業休戚相關。所以自然有大量人時時刻刻都在關注著淮南的戰事，一旦有了什麼變數，即刻飛報回都中。
而沈哲子也的確不負時人的關注和期待，從羯奴大軍尚未正式南來，淮南便是捷報頻傳，包括偷襲城父得手的那一場大勝，都是大大振奮了江東人心。
台中對於沈哲子雖然不乏忿念，但是對於淮南軍的諸多戰果，也都樂得大肆宣傳。
羯奴窮盡國中甲士興兵南來，對於江東時局、人心所造成的壓力可謂極大。除了這些心理上的壓迫之外，由於江北各鎮俱要大肆儲用以備軍需，因而也令得江東物價飆漲，直接影響到了民眾們的生活。
這其中尤以淮南為甚，明目張胆、變本加厲的汲取江東財貨資用，而南北人家也樂受其蠱惑，主動將大量資財往江北輸送，這更加劇了江東民用之匱。情況最為惡劣的建康，物價已經飆升到了斗米七百餘錢！
蘇峻作亂之後，沈哲子負責京畿賑災，大量難民游食俱都入籍，同時又打擊了相當一批丹陽豪宗，兼之抑制南北人家蔭庇納丁，所以建康民戶丁口數量一時間攀至極盛。
而且又因為過往數年建康城濃厚的商貿氛圍，令得整個京畿周遭生產職能的發展都跟不上人口的暴增，大量民需物用都要仰於外補，所以受到戰爭的影響便就更大。在內外平定無事時，這樣的情況尚可維持。
可是隨著大戰開始，建康民生狀況便變得岌岌可危，生民衣食用度俱有匱乏，一旦在江北再傳來大敗虧輸的消息，民心必將更加動盪，局面也有崩潰之危。
面對這樣一個局面，台省諸公們這些日子也是過得提心弔膽，夙夜難眠。心中雖然焦慮，但也只能是干著急，實際上卻做不了什麼。他們也不能憑空變出錢糧來平抑物價，往年尚可從道義上去指摘那些囤積牟利的豪宗，可是現在錢糧都是明明白白有了去向。
當然也有台輔建策索性直接台令強行壓制物價，但這謀議一出口，幾乎就遭到了眾口一詞的否定。
首先，物用緊缺乃是一個事實，而非奸商虛造的假象，如果強行規定物價，那麼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建康市面上將會一粒米都不再有，原本尚可維持的局面將會即刻崩潰！而且這個時節尚能拿出米糧售賣的，可想而知絕非尋常，很難用強去逼迫他們。如果鬧得太僵，那是自亂陣腳。
其次，除了一紙虛令以外，台中也根本沒有別的有效手段去控制市場局面。當然，手段還是有的，只是他們難以插手干涉，那就是少府所屬鼎倉。
之所以建康城內眼下民生尚未崩潰，雖然物資供應緊缺，但是市面上仍然沒有斷糧，這也是得益於鼎倉的調控把持。眼下幾乎所有入都的資用，幾乎都是通過鼎倉的渠道。通過對貨源、渠道、市場的多項把持，鼎倉職能之擴大，在如今都下內事上，幾乎超過了台內所有官署！
身為少府官長的沈恪，如今在台內甚至已經有一個「卿首」的戲稱。從禮法而言，少府卿當然算不上九卿之首。但從當下對時局的影響而言，沈恪有什麼頭疼腦熱，對時局的影響甚至要比王丞相重病不起還要大得多。
而沈恪的事權激增，看似驟然，但是細思之下其實也是有跡可循。首先便是世風的漸變，江東遊賈商貿之風大熾，影響時人漸漸不再熱衷於囤積廣儲，而是商貿謀利。
鼎倉立足於建康這個龐大市場，伴隨著商路的擴展也是將影響力深入到江東各個角落。在尋常的年景，鼎倉只是充當一個為交易保駕護航，給商戶提供便捷的倉儲中轉媒介。可是隨著戰事開始，市場需求大增，而掌握資貨的民家卻很難再將物資直接投放市場，作為連接這二者的鼎倉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市場需要通過鼎倉才能獲得供應，而商戶需要通過鼎倉才能抵達市場。鼎倉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當然擁有類似職能的還有吳中商盟，但商盟本身就兼具地域性和政治屬性，眼下更是成了淮南軍用主要提供者，因而其對市場的影響便不如鼎倉。
台中不是沒有動念收回鼎倉，但鼎倉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利益集合體，眾家之利歸於一署，而後利益該要怎麼分配，遲遲難有定論。而且都內鼎倉雖然是一個實體，但其真正意義所在還是那蛛網密織的渠道，台中要如何完全接收入手，其難度之大不遜於將諸多地方郡國的事權收歸中樞，是一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甚至就連都內這個實體，台中都很難接收入手，因為沈充來了！沈充雖然不在建康，但是兩萬多東揚軍坐鎮京府，真要衝進建康來，也根本難以阻擋。
至於台中為什麼鬆口讓沈充前往京府坐鎮，說起來又是一筆血淚帳。年前台資直接被扣在餘杭拖延入都，台臣們俸給甚至都無以為繼。及後雖然表態東揚撤州，動作卻拖拖拉拉，仍然是生在東南的一個毒瘤。
隨著今年戰事轉為嚴峻，台臣們也擔心此人留在會稽會再故技重施給其子籌措資用，那樣一來，許多江東少有置業進項、全仰俸給的清貧台臣們怕是要一年到頭、舉家餐風飲露。所以對他們而言，當務之急是讓沈充趕緊離開會稽，讓台資能夠順利抵都，至於離開的方式，並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