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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大會上，面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長尼爾·巴卡特和七百多名聽眾所做演講中的一句話，也是其演講的靈魂和向以色列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無須說，此乃以巴之爭的隱喻，高牆暗指以色列。但不僅僅如此，高牆還是體制（System）的別名。“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統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說道。
那麼體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綜合性雜誌《文藝春秋》的獨家採訪，以《我為什麼去耶路撒冷》為題談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談了他在那裡的演講（見《文藝春秋》4月號）。作為體制提及這樣兩種。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天皇制和軍國主義曾作為體制存在。那期間死了很多人，在亞洲一些國家殺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須承擔的事，我作為日本人在以色列講話應該從那裡始發。”村上說他不曾正面向父親問起戰爭體驗，或許應該問，卻未能問，父親大概也不想說，但戰爭改變了父親的人生這點是確切無疑的。“雖然我是戰後出生的，沒有直接的戰爭責任，但是有作為承襲記憶之人的責任。歷史就是這樣的東西，不可簡單地一筆勾消。那是不能用什麼‘自虐史觀’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來處理的。”
其二，村上認為體制還包括原教旨主義等其他多種因素。“我們考慮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那裡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原教旨主義同原教旨主義的針鋒相對，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對峙。……人一旦被捲入原教旨主義，就會失去靈魂柔軟的部分，放棄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聽命於原理原則。因為這樣活得輕鬆。不會困惑，也不會受損。他們把靈魂交給了體制”。村上認為奧姆真理教事件即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開庭審理期間他一直去法院旁聽，覺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義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較之個人，針對的更是體制”。
應該指出，被村上視為高牆的體制還不止他在這次採訪中說的這兩種。眾所周知，村上是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討厭所有束縛個人自由的東西——討厭日本中小學整齊劃一的校服，討厭強迫學生做同一種運動的體育課，討厭使得員工不忙也必須裝出忙的樣子的公司，討厭指手劃腳自命不凡的官僚機構，討厭“網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體制。在他看來，日本是個扼殺個性無視自由的“封閉組織”，個人很容易在這一封閉體制中“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一句話，高牆仍在。
既然作為高牆的體制仍在，就必然有撞牆破碎的雞蛋，於是產生了小說家的職責或者寫小說的理由。村上在講演中說道：“我寫小說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就是為了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將光線投在上面。經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這正是故事的職責。對此我深信不疑。”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當面對我說的幾句話：“我已經寫了二十多年了。寫的時候我始終有一個想使自己變得自由的念頭。……即使身體自由不了，也想讓靈魂獲得自由——這是貫穿我整個寫作過程的念頭”。而在他寫作滿三十年的時候，又從耶路撒冷傳來了“站在雞蛋一邊”的聲音。“讓靈魂獲得自由”和“站在雞蛋一邊”在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因為二者都是針對高牆而言，兩支箭一齊射向高牆。但也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有了更明確的社會責任感——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破碎的雞蛋。準確說來是為了推倒高牆以免雞蛋破碎。“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
問得好！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們所有人出的一道難題，一道看似容易而實則再難不過的難題。
當然，最理想的社會是沒有高牆的社會，沒有高牆也就無所謂破碎的雞蛋。整個社會好比一個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隻雞蛋都有新的生命破殼而出—— 孵化自由，孵化個性，孵化尊嚴，孵化和諧。但作為現實問題，恐怕仍要不時面臨這樣的選擇：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站在哪一邊？而最為怵目驚心的場景，無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牆一邊，最後所有人都淪為破碎的雞蛋……
獨唱團-髒話到底髒在哪兒 作者：蔡康永
中國人的髒話，常常原始到讓人汗顏的地步。
通常是這樣的：“我肏丄你媽！”他罵他。“我肏丄你祖宗！”他回罵他。
這個吵架的邏輯其實很幼稚：你操了我媽，你就或多或少地做了我爸。那為了打敗你，我只好奮力挖墳、不顧屍臭地去操你的祖宗，這樣我才能或多或少地也做你的祖宗，凌駕於你爸之上。胃口好的話，有些人願意操到對方祖宗十八代。以每代間隔三十年來算的話，挖墳要挖到明朝的墳去，才能完成這件事。只為了跟一個討厭鬼鬥嘴，竟然發了這麼大的願，願意一路奸屍，奸到明朝的乾屍身上，也真算是發了宏願了。
這樣鬥嘴有贏家嗎？如果我是評審，一定判你輸，除非你現場表演給我看，還要我看得下去才行。
中國人這種一心要當別人的爸爸、當別人祖宗的心，我很少在別的文化里看到。美國同學偶爾在生活中開玩笑，會在你訴苦撒嬌的時候，吃豆腐地說：”好了好了，乖，過來爹地抱抱。“但我真的還沒看過用英文或日文吵架，吵到臉紅脖子粗的時候，會來上一句”我丄操丄你奶奶“的。如果真的用英文或日文來上這麼一句，我想對方會暫時靜止三秒，想像一下你描述的那件事的情景，然後吐出來吧。（但對方的祖奶奶，如果托你的福仍然健在的話，應該會很承你的情，受寵若驚吧。）
日本的色情文化發展蓬勃，但日文的髒話里，並不動用跟“性”有關的動詞或名詞，日文既不用那個最有力的動詞當口頭禪，也不用相關器官、液體的名詞來罵人。原因我還沒找出來。也許日本文化覺得性行為和性器官都給人帶來很多快樂，如果在吵架的時候，莫名其妙地用在對方身上，只能徒然“嘉惠”對方而已吧。如果洋派一點的日本人，現在會直接用英文裡那個“F”開頭的、四個字母的動詞了。確實英文的髒話里，性行為和性器官都大量出現，但是使用這些字眼的出發點，卻和中文不同。
英文髒話用到“F”字時，是直接攻擊你本人、征服你本人，不是為了要變成你爸爸或你祖宗。英文吵架，如果為了羞辱你，會叫你“親我的屁股”或者“滾回去搞你自己吧”。這兩件事，放進日文恐怕也會失去殺傷力，再度淪為兩件令人開心的事。雖然英文髒話，很遺憾的，和中文髒話一樣，也沒有放過我們大家的母親，但當英文罵說“你這個搞你母親的人”時，可能是上承希臘悲劇里“與自己母親上床”的亂倫詛咒，是在說“你是個被詛咒的混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