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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後，郭沫若在神戶和先期到達那裡的安娜母子會合。安娜到碼頭上來迎接他，夫妻緊緊擁抱，共慶死裡逃生。一家人當天下午即同乘火車赴東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夫人的娘家。以後又托友人村松梢風幫助，以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義，在千葉縣市川市住了下來。
郭沫若是在國內受到通緝的政治犯，所以在日本受到警方的嚴密監視。政治性的文章是不能寫了，離開了祖國，離開了現實，文學作品也寫不出來。於是他就轉入了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目的是為了“認清楚過往的過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然而即使研究歷史，他也不得安寧。在他周圍始終布有一道嚴密的羅網。
盛夏的一天，吃了午飯後不一會兒，郭沫若因為連日來撰寫《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感覺著有些頭痛。他正想打起地鋪來休息的時候，突然聽到有幾個人的腳步像馬蹄一樣氣勢洶洶地竄進了大門，還大聲嚷叫道：“找郭沫若!找郭沫若!”“這是我的家，我叫佐藤富子。你們要幹什麼呀!”“找的就是你家!趕快閃開!
安娜在門口沒有攔住，有兩三個人直接闖進了屋裡。郭沫若撐起身子來。從他們都穿著一色的黑羽紗的西裝，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這種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稱作“刑士”。著“便衣”而又服飾一律，這本身就像“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裡“嗤嗤”冷笑了兩聲。
其中一個警察看見郭沫若睡在地鋪上，就粗暴地問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個警察則做出一副辦公事的樣兒，板著面孔說：“我們是東京警視廳派來的，有事情要你到東京去談話。”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覺得應該到來的一個瞬刻畢竟是到來了。從上海來到日本，猶如從狼群掉進了虎口，他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於是便起了床，沒有多說話，只答應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們去!”安娜搶過來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爭辯，抗議他們無理逮捕：“你們怎麼隨便抓人呀?他犯了什麼法?”
“哼哼!哼哼!”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來的，有恃無恐，蠻橫至極。有幾個留下來搜查住宅，有兩三個人便把郭沫若強行押到東京警視廳：“走!——”
安娜頓時急紅了臉。攔又攔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們一起走!”她說，回頭便叫和兒關照好弟弟妹妹。四個孩子見此情景，哇哇哭開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絞。
郭沫若勸止了妻子。他對安娜說：“即使有問題，也斷不會槍斃我的。安娜，你還是和孩子留在家裡的好。”安娜勉強忍住了眼淚，目怔怔地看著丈夫被蓄察強行帶走了，對親人的愛和對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織在她心裡，像著了一把火。
到了東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橋區的蓄察局。一位紳土模樣的外事課長，詳細詢問了他的履歷和來日本的經過，還問到安娜的履歷，郭沫若都一一告訴了。外事課長最後又問道：“為什麼要用假名吳誠?這不是證明你有什麼秘密的使命，企圖瞞過日本的警察嗎?”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備上船時瞞過上海的警察，並不是對日本有所企圖。我住在市川，雖然沒有公開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經過了檢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沒有做過對於日本不利的絲毫的活動。”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麼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甲骨文……”
雖然審問不出一點名堂來，但警察局仍不釋放郭沫若。他們把他關進了第三號監房，為了防止自殺，還解下了郭沫若腰間的皮帶。
郭沫若被警察帶走以後，安娜多方奔走營救。她先去市川的邊區找到了擊劍名人橫田兵左衛門。這位橫田兵左衛門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廣，東京的思想檢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橫田的同學。安娜和橫田一起路到東京請平田薰檢事幫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檢事的指揮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沒有檢事的傳票，警察一般是不敢專擅的。經了檢事親自出馬奔走說項，警察局長當然是奉命唯謹。因此郭沫若在東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後，終於釋放了出來。
已經是傍晚時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樣。郭沫若見到安娜由於連日奔波勞頓，豐腴的容顏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兒，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他把妻子緊緊摟在了懷裡，這一對患難夫妻久久偎依著，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最小的女兒淑子照樣歡呼著跑來擁抱爸爸，稚氣地問道：“爹爹，你帶回土產來了嗎?”“土產?”“我沒有告訴她。”安娜笑著解釋道：“她以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穌，寧肯自己擔驚受怕，奔走辛勞，承受一切的苦難，也絕不讓孩子們純潔的心靈受到一點點的壓抑，蒙上一點點的陰影。
郭沫若這次被東京警視廳無理拘留，給安娜帶來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日本人本來就瞧不起中國人，郭沫若又是一個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鄰居們便都閃著戒備而又輕視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說安娜的壞話。
郭沫若的行動是受到雙重的監視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憲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經在日本的報紙上登載過。郭沫若被視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來沒幾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獵狗一樣跟蹤而至。他們每隔一、兩天便要來打擾一次，還美其名“保護”。
郭沫若在北伐時期曾被授予過中將的軍銜。有一天，一位刑士問郭沫若：“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這位刑士是把他視同如中國的一般軍閥了：自己雖然亡命在外，國內卻還有殘留的部隊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著安娜生的四個兒女，他本意是想說他只有四個兒女，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開玩笑似地伸出四個手指頭。
那位刑士一點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驚地伸出了舌頭，說：“噢，了不得!四萬人，那可要很大一筆數目來辦給養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啞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駐有一個憲兵營，憲兵經常來糾纏不休。這些傢伙穿著馬褲，腳穿黑皮的長統馬靴，一個個凶神惡煞，孩子們見到他們就趕緊躲到父母身後去。
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憲兵、刑士周旋應付著。
郭沫若來日本後，創造社的朋友們每月給他一百元的生活費。1929年2月7日創造社被封閉，這每月百元的生活費便斷絕了。幸虧安娜處家儉約，她一個人操持家政，炊食灑掃，洗衣漿裳，乃至對外的應付等等，幾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歐洲時路過東京，曾經給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為生活費。這筆錢安娜一直捨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錢在千葉縣國分村須和田弁才天買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間，有書齋、客廳、茶室、廚房以及兒女們做功課用的房間。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上面爬著朱藤。再前面是菜園花圃。從此他們就定居在這裡了。
郭沫若是在國內受到通緝的政治犯，所以在日本受到警方的嚴密監視。政治性的文章是不能寫了，離開了祖國，離開了現實，文學作品也寫不出來。於是他就轉入了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目的是為了“認清楚過往的過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然而即使研究歷史，他也不得安寧。在他周圍始終布有一道嚴密的羅網。
盛夏的一天，吃了午飯後不一會兒，郭沫若因為連日來撰寫《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感覺著有些頭痛。他正想打起地鋪來休息的時候，突然聽到有幾個人的腳步像馬蹄一樣氣勢洶洶地竄進了大門，還大聲嚷叫道：“找郭沫若!找郭沫若!”“這是我的家，我叫佐藤富子。你們要幹什麼呀!”“找的就是你家!趕快閃開!
安娜在門口沒有攔住，有兩三個人直接闖進了屋裡。郭沫若撐起身子來。從他們都穿著一色的黑羽紗的西裝，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這種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稱作“刑士”。著“便衣”而又服飾一律，這本身就像“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裡“嗤嗤”冷笑了兩聲。
其中一個警察看見郭沫若睡在地鋪上，就粗暴地問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個警察則做出一副辦公事的樣兒，板著面孔說：“我們是東京警視廳派來的，有事情要你到東京去談話。”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覺得應該到來的一個瞬刻畢竟是到來了。從上海來到日本，猶如從狼群掉進了虎口，他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於是便起了床，沒有多說話，只答應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們去!”安娜搶過來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爭辯，抗議他們無理逮捕：“你們怎麼隨便抓人呀?他犯了什麼法?”
“哼哼!哼哼!”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來的，有恃無恐，蠻橫至極。有幾個留下來搜查住宅，有兩三個人便把郭沫若強行押到東京警視廳：“走!——”
安娜頓時急紅了臉。攔又攔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們一起走!”她說，回頭便叫和兒關照好弟弟妹妹。四個孩子見此情景，哇哇哭開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絞。
郭沫若勸止了妻子。他對安娜說：“即使有問題，也斷不會槍斃我的。安娜，你還是和孩子留在家裡的好。”安娜勉強忍住了眼淚，目怔怔地看著丈夫被蓄察強行帶走了，對親人的愛和對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織在她心裡，像著了一把火。
到了東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橋區的蓄察局。一位紳土模樣的外事課長，詳細詢問了他的履歷和來日本的經過，還問到安娜的履歷，郭沫若都一一告訴了。外事課長最後又問道：“為什麼要用假名吳誠?這不是證明你有什麼秘密的使命，企圖瞞過日本的警察嗎?”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備上船時瞞過上海的警察，並不是對日本有所企圖。我住在市川，雖然沒有公開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經過了檢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沒有做過對於日本不利的絲毫的活動。”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麼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甲骨文……”
雖然審問不出一點名堂來，但警察局仍不釋放郭沫若。他們把他關進了第三號監房，為了防止自殺，還解下了郭沫若腰間的皮帶。
郭沫若被警察帶走以後，安娜多方奔走營救。她先去市川的邊區找到了擊劍名人橫田兵左衛門。這位橫田兵左衛門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廣，東京的思想檢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橫田的同學。安娜和橫田一起路到東京請平田薰檢事幫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檢事的指揮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沒有檢事的傳票，警察一般是不敢專擅的。經了檢事親自出馬奔走說項，警察局長當然是奉命唯謹。因此郭沫若在東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後，終於釋放了出來。
已經是傍晚時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樣。郭沫若見到安娜由於連日奔波勞頓，豐腴的容顏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兒，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他把妻子緊緊摟在了懷裡，這一對患難夫妻久久偎依著，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最小的女兒淑子照樣歡呼著跑來擁抱爸爸，稚氣地問道：“爹爹，你帶回土產來了嗎?”“土產?”“我沒有告訴她。”安娜笑著解釋道：“她以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穌，寧肯自己擔驚受怕，奔走辛勞，承受一切的苦難，也絕不讓孩子們純潔的心靈受到一點點的壓抑，蒙上一點點的陰影。
郭沫若這次被東京警視廳無理拘留，給安娜帶來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日本人本來就瞧不起中國人，郭沫若又是一個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鄰居們便都閃著戒備而又輕視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說安娜的壞話。
郭沫若的行動是受到雙重的監視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憲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經在日本的報紙上登載過。郭沫若被視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來沒幾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獵狗一樣跟蹤而至。他們每隔一、兩天便要來打擾一次，還美其名“保護”。
郭沫若在北伐時期曾被授予過中將的軍銜。有一天，一位刑士問郭沫若：“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這位刑士是把他視同如中國的一般軍閥了：自己雖然亡命在外，國內卻還有殘留的部隊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著安娜生的四個兒女，他本意是想說他只有四個兒女，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開玩笑似地伸出四個手指頭。
那位刑士一點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驚地伸出了舌頭，說：“噢，了不得!四萬人，那可要很大一筆數目來辦給養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啞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駐有一個憲兵營，憲兵經常來糾纏不休。這些傢伙穿著馬褲，腳穿黑皮的長統馬靴，一個個凶神惡煞，孩子們見到他們就趕緊躲到父母身後去。
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憲兵、刑士周旋應付著。
郭沫若來日本後，創造社的朋友們每月給他一百元的生活費。1929年2月7日創造社被封閉，這每月百元的生活費便斷絕了。幸虧安娜處家儉約，她一個人操持家政，炊食灑掃，洗衣漿裳，乃至對外的應付等等，幾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歐洲時路過東京，曾經給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為生活費。這筆錢安娜一直捨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錢在千葉縣國分村須和田弁才天買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間，有書齋、客廳、茶室、廚房以及兒女們做功課用的房間。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上面爬著朱藤。再前面是菜園花圃。從此他們就定居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