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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祠滄桑祭于謙(3)
提起于謙，我們便會想起他那首膾炙人口的《詠石灰》：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而這首詩，也正是這位英雄的寫照，他用熱血譜寫的那段北京歷史也將永遠流傳。 （楊艷秋）
夢裡登城話阮安(1)
在21世紀到來的時候，北京崇文門內悄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公園，稱作“明城牆遺址公園”，如茵的綠草間，樹立著一段不長的殘牆和若干個墩台，殘牆下還稀疏地種植著一些樹木。偶爾，有遛彎兒的老者在公園內漫步，也有外地的遊人在殘牆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經環繞整個北京且十分雄偉的建築，是如何變為今日的殘牆的，相關的書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為《城記》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詳盡披露，讀罷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們介紹的，則是一個相反的過程，即北京城牆的建設情況，確切地說，是對北京城變得壯麗恢宏作出貢獻的一個人物，這個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屬越南），永樂年間入宮。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內城城池的最後建設，包括城門樓、月城、城濠、橋閘等。北京內城的建設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洪武時徐達、華雲龍對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樂年間建都時的各項建設，主要是宮殿郊廟建設；最後為正統時建築的完善階段，而城池及各種輔助設施的完備和完成，是這一時期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阮安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太監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門城樓，在此之前北京的城牆上所開九門只有城門洞，沒有瓮城、城樓等建築，有的城門連官軍值班所用的鋪舍也沒建。《明實錄》說“京城因元舊，永樂中雖略加改葺，然月城樓鋪之制多未備，至是始命修之”，意為北京的城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舊牆，永樂時只是進行了少許的改動和修理，而相應的輔助設施都沒有，到這時才命阮安等修建。 這裡順便說明的是，永樂時政府沒有把全部建設完成，主要是由於財力所限以及頻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沒有時間去做了，而他的兒孫仁宗、宣宗做皇帝時，也沒去完成相關建設，除經濟原因外，主要由於這兩個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為國都，特別是仁宗，他登基後就為還都南京進行了許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進一步建設遭遇暫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當時的統治核心已最後決定以北京為國都了。 阮安是個出色的建築師，並且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永樂時其才華逐漸顯露出來，“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他無需查閱資料，只憑實地觀測和思考，所制訂的建設方案就完全能達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築的工部官員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業務水平，並不是他得以承擔這次任務的唯一原因。 當時，京城中在業務上有能力承擔此工程的，並不止阮安一人，還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築師，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當於建設部副部長）蔡信。蔡信在北京的營建中展示了他建築上的才能，因表現突出積功升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個工匠出身的“副部級”官員。當英宗決定完成城池建設時，工程負責人的首選應是蔡信，但蔡信認為，此項工程浩大，至少要從全國徵調18萬民夫參與施工，否則是完不成的，而建設資金及從各地採集的建築材料也需龐大數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僅政府的經濟負擔加重，還將使大範圍民眾的正常生活被騷擾。顯然，朝廷是不願意這樣的，於是選擇了阮安，因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處。 史料中對阮安的施工調度是這樣介紹的：“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施工人員主要取自在京師訓練的軍卒，將其中的1萬多人操練停止，增加其月糧，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糧一斗，鹽每月一斤；建築費用和材料不再另外僉派，只使用官府積存的，永樂時營建北京剩餘了大量建築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場。需要說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術人員即軍匠和民匠是另外計算的，它們不包括在徵用的人中，因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數千名各地的民匠，用於京城各項施工，這些人稱作輪班匠。如果將這些人算進去，整個工程的投入人數應該在2萬以上。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蔡信所需人數，從中可見阮安的工程組織能力。另外，阮安並不是讓九門同時興工，而是依次營建，這就使較少的人員完成這樣大的工程成為可能。
夢裡登城話阮安(2)
最早開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門和平則門（平則門不久改稱阜成門），時間是正統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營建的是東直門、朝陽門、德勝門等，最後完成的是正陽門等，時間是正統四年（1439年）四月。整個工程包括門樓、城濠、橋閘三部分，具體為：正陽門正樓一座，月城樓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座，月城樓一座。城牆四角各立角樓一座。所謂正樓就是城門樓，今日可見者如正陽門樓（前門樓）；月城樓就是俗稱的箭樓，如倖存的德勝門的箭樓；角樓今日可見者只有內城東南角樓，在今北京東站附近。護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築。另外，九門外原來都是木橋，此次全部改為石橋，同時設置九道水閘。 隨著整個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發生重大改變，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再睹當年的京城風采，但可通過當時人的記述感受一番。“正統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門成，崇台傑宇，巋巍弘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堤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耆耄聚觀，忻悅嗟嘆，以為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觀，萬年之盛致也”。於是當時的大學士楊榮、楊溥帶領其他翰林學士“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只見“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往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煙霧”。每讀至此，則恨我輩其生也晚，不得與其同游，無法縱觀當日之勝。他們在觀賞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對他善於謀劃的能力，奉公盡責的精神大加讚頌。 阮安在隨後的幾年中，又先後主持了：皇宮三大殿（奉天、華蓋、謹身）的重建工程，通濟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牆的包磚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牆的改造工程，開始於正統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這項工程不僅使城牆愈加堅固，更美化了其外觀。 據《明史》記載，阮安接受的最後一項工程是張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張秋的途中去世，這已是景泰年間的事了。史稱，他去世時“囊無十金”，即行李中的銀子不足十兩。對於一個主持過許多重大工程的太監來說，如此廉潔，實為少見！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設中，工程管理者眾多，而廉潔者少，許多人因為貪占被處罰，如嘉靖時的工部尚書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級”官員），因貪污盧溝橋修建工程款上萬兩白銀被發配。從對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為人，也可明白當時人為什麼對他有那麼多的讚揚之辭。 阮安以及後阮安時代的北京，已經和正在離我們遠去，這雖然有許多的遺憾，但世事滄桑畢竟是一個規律，21世紀的北京新貌不可改變地呈現著，並正在被接受著。對於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夢也夢不到的；而對於我們，看到德勝門箭樓，看到崇文門的東南角樓，看到明城牆遺址公園裡的殘牆，就會想到當年的北京，想到阮安。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們之幸。 （張兆裕）
提起于謙，我們便會想起他那首膾炙人口的《詠石灰》：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而這首詩，也正是這位英雄的寫照，他用熱血譜寫的那段北京歷史也將永遠流傳。 （楊艷秋）
夢裡登城話阮安(1)
在21世紀到來的時候，北京崇文門內悄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公園，稱作“明城牆遺址公園”，如茵的綠草間，樹立著一段不長的殘牆和若干個墩台，殘牆下還稀疏地種植著一些樹木。偶爾，有遛彎兒的老者在公園內漫步，也有外地的遊人在殘牆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經環繞整個北京且十分雄偉的建築，是如何變為今日的殘牆的，相關的書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為《城記》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詳盡披露，讀罷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們介紹的，則是一個相反的過程，即北京城牆的建設情況，確切地說，是對北京城變得壯麗恢宏作出貢獻的一個人物，這個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屬越南），永樂年間入宮。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內城城池的最後建設，包括城門樓、月城、城濠、橋閘等。北京內城的建設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洪武時徐達、華雲龍對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樂年間建都時的各項建設，主要是宮殿郊廟建設；最後為正統時建築的完善階段，而城池及各種輔助設施的完備和完成，是這一時期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阮安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太監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門城樓，在此之前北京的城牆上所開九門只有城門洞，沒有瓮城、城樓等建築，有的城門連官軍值班所用的鋪舍也沒建。《明實錄》說“京城因元舊，永樂中雖略加改葺，然月城樓鋪之制多未備，至是始命修之”，意為北京的城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舊牆，永樂時只是進行了少許的改動和修理，而相應的輔助設施都沒有，到這時才命阮安等修建。 這裡順便說明的是，永樂時政府沒有把全部建設完成，主要是由於財力所限以及頻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沒有時間去做了，而他的兒孫仁宗、宣宗做皇帝時，也沒去完成相關建設，除經濟原因外，主要由於這兩個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為國都，特別是仁宗，他登基後就為還都南京進行了許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進一步建設遭遇暫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當時的統治核心已最後決定以北京為國都了。 阮安是個出色的建築師，並且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永樂時其才華逐漸顯露出來，“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他無需查閱資料，只憑實地觀測和思考，所制訂的建設方案就完全能達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築的工部官員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業務水平，並不是他得以承擔這次任務的唯一原因。 當時，京城中在業務上有能力承擔此工程的，並不止阮安一人，還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築師，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當於建設部副部長）蔡信。蔡信在北京的營建中展示了他建築上的才能，因表現突出積功升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個工匠出身的“副部級”官員。當英宗決定完成城池建設時，工程負責人的首選應是蔡信，但蔡信認為，此項工程浩大，至少要從全國徵調18萬民夫參與施工，否則是完不成的，而建設資金及從各地採集的建築材料也需龐大數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僅政府的經濟負擔加重，還將使大範圍民眾的正常生活被騷擾。顯然，朝廷是不願意這樣的，於是選擇了阮安，因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處。 史料中對阮安的施工調度是這樣介紹的：“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施工人員主要取自在京師訓練的軍卒，將其中的1萬多人操練停止，增加其月糧，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糧一斗，鹽每月一斤；建築費用和材料不再另外僉派，只使用官府積存的，永樂時營建北京剩餘了大量建築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場。需要說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術人員即軍匠和民匠是另外計算的，它們不包括在徵用的人中，因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數千名各地的民匠，用於京城各項施工，這些人稱作輪班匠。如果將這些人算進去，整個工程的投入人數應該在2萬以上。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蔡信所需人數，從中可見阮安的工程組織能力。另外，阮安並不是讓九門同時興工，而是依次營建，這就使較少的人員完成這樣大的工程成為可能。
夢裡登城話阮安(2)
最早開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門和平則門（平則門不久改稱阜成門），時間是正統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營建的是東直門、朝陽門、德勝門等，最後完成的是正陽門等，時間是正統四年（1439年）四月。整個工程包括門樓、城濠、橋閘三部分，具體為：正陽門正樓一座，月城樓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座，月城樓一座。城牆四角各立角樓一座。所謂正樓就是城門樓，今日可見者如正陽門樓（前門樓）；月城樓就是俗稱的箭樓，如倖存的德勝門的箭樓；角樓今日可見者只有內城東南角樓，在今北京東站附近。護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築。另外，九門外原來都是木橋，此次全部改為石橋，同時設置九道水閘。 隨著整個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發生重大改變，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再睹當年的京城風采，但可通過當時人的記述感受一番。“正統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門成，崇台傑宇，巋巍弘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堤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耆耄聚觀，忻悅嗟嘆，以為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觀，萬年之盛致也”。於是當時的大學士楊榮、楊溥帶領其他翰林學士“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只見“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往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煙霧”。每讀至此，則恨我輩其生也晚，不得與其同游，無法縱觀當日之勝。他們在觀賞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對他善於謀劃的能力，奉公盡責的精神大加讚頌。 阮安在隨後的幾年中，又先後主持了：皇宮三大殿（奉天、華蓋、謹身）的重建工程，通濟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牆的包磚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牆的改造工程，開始於正統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這項工程不僅使城牆愈加堅固，更美化了其外觀。 據《明史》記載，阮安接受的最後一項工程是張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張秋的途中去世，這已是景泰年間的事了。史稱，他去世時“囊無十金”，即行李中的銀子不足十兩。對於一個主持過許多重大工程的太監來說，如此廉潔，實為少見！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設中，工程管理者眾多，而廉潔者少，許多人因為貪占被處罰，如嘉靖時的工部尚書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級”官員），因貪污盧溝橋修建工程款上萬兩白銀被發配。從對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為人，也可明白當時人為什麼對他有那麼多的讚揚之辭。 阮安以及後阮安時代的北京，已經和正在離我們遠去，這雖然有許多的遺憾，但世事滄桑畢竟是一個規律，21世紀的北京新貌不可改變地呈現著，並正在被接受著。對於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夢也夢不到的；而對於我們，看到德勝門箭樓，看到崇文門的東南角樓，看到明城牆遺址公園裡的殘牆，就會想到當年的北京，想到阮安。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們之幸。 （張兆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