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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滿清入主中原之心不死，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還是使用了破綻百出的反間計，使得多疑而剛愎自用的大明崇禎帝“自毀長城”。《明史·袁崇煥傳》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確實，袁崇煥的死，使得明朝再無良將可與清軍相抗衡。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軍報傳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爾袞急召智囊漢人范文程等決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禎帝死後軍事與政治的形勢，建議利用忠於明朝的官吏、縉紳、儒士、百姓對農民軍的不滿，興師入關，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諭官吏百姓的布告說：我們的軍隊是為你們的皇帝報仇的，不是來殺你們的百姓的。現在我們要誅滅的，只有闖賊！官吏歸順我們，還是官復原職；百姓投奔我們，還讓你們重操舊業。我們的軍隊有嚴格的軍紀，肯定不會加害你們！
於是，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於四月初九領大將軍印，統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等共約十四萬大軍，奔向山海關。
這時，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吳三桂。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吳梅村一首《圓圓曲》將吳三桂其人說成一個為紅顏而出賣江山的叛徒，在當時和著他的名聲一起流傳於世。據說，他曾經派人送黃金一千兩讓作者將“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刪掉或予以修改，吳梅村斷然拒絕：“天下皆知，改又何益？”又一硬氣文人！此後，這兩句就成為吳三桂的標準評價，為後人的笑柄。
其實，細細思量，一個人不可能為了一個女人而背負千古罵名，其中必然有隱情，但是已隨著清朝入主中原，控制歷史的編寫，而把這段歷史當成自己隨便打量的“小姑娘”，一切的真相只是後人猜測的真相。
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提到，吳三桂在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時，本來是要投降的，他的父親吳襄也派人到軍前勸他入朝。但一段對話左右了事態的發展，他問僕人父親的情形，僕人說：“已被逮捕。”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釋放。”又問他的財產，僕人說：“已經沒收。”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發還。”又問他自己的寵妾陳圓圓，僕人說：“已被宰相劉宗敏搶去了。”吳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軍隊為死去的皇帝朱由檢穿上喪服，討伐叛逆，為皇帝報仇。在答覆他父親的信上，慷慨激昂地說：“父親既不能當忠臣，兒子自不能當孝子。”於是，向清投降，引清軍入關，聯合剿匪。按照柏楊先生這一說法，吳三桂似乎真的是為了陳圓圓而衝冠一怒，引兵倒戈。
但是仔細分析吳三桂這個人，就會覺得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吳三桂城府極深，遇事很有主張。他在任何場合都能遊刃有餘，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他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厲色。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於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他更是善於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總之他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物，身處亂世，且有能力，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吳三桂引清兵，應該還有借兵的想法，想用清軍來對付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其實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南明制定的策略就是“借虜滅寇”，但是沒想到他雖然達到了目的，但是終究“引狼入室”，滿清一入山海關，便儼然以中原的主人自居，開始收拾它的山河了，而吳三桂就以歷史罪人的身份做起了清朝的親王。
吉林大學的李書源教授在評價這一段歷史時嘆道：“歷史評價有時候真是悖論，清兵入關，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紀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帝國一樣，給衰敗的中國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們的肯定。但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卻成為千古罪人，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存在著兩種評價標準：一是以歷史的發展為尺度，一是以道德為尺度，離開道德尺度，成王敗寇，歷史失於涵育人文的作用，而離開了歷史發展的尺度，歷史則又成了難辨是非的一團亂麻。”
無論如何，經過山海關的一場血戰，清兵最終步入了中原大地。而山海關，抵禦外族入侵的明朝邊牆，終於在蕭瑟的風中為一個國家唱起了輓歌。國雖破浩氣長存
國雖破 浩氣長存
騎鶴樓頭，難忘十日；
梅花嶺畔，共仰千秋。
——郭沫若題揚州史可法祠
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有一座紀念館，館內有一個“衣冠墓”。館內環境優美，銀杏樹參天，四季花木怡人，遊人如織，憑弔著一代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在弘光朝沒有占據有利的政治位置，結果被馬士英、阮大鉞等朝臣排擠出朝廷，自動請求督師江北，鎮守淮、揚兩地。
清兵渡過長江之後，迅速向南推進，直至揚州城下，揚州守將逃亡，揚州變成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史可法聞之，飛馳趕往揚州，發布文告，鞏固城防。親率一萬多名官兵抵禦十萬清兵。這種情形不禁讓人想起了“北京保衛戰”的功臣于謙，一座城、一位忠臣、保衛一個國家，但大明朝已是此一時、彼一時。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軍報傳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爾袞急召智囊漢人范文程等決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禎帝死後軍事與政治的形勢，建議利用忠於明朝的官吏、縉紳、儒士、百姓對農民軍的不滿，興師入關，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諭官吏百姓的布告說：我們的軍隊是為你們的皇帝報仇的，不是來殺你們的百姓的。現在我們要誅滅的，只有闖賊！官吏歸順我們，還是官復原職；百姓投奔我們，還讓你們重操舊業。我們的軍隊有嚴格的軍紀，肯定不會加害你們！
於是，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於四月初九領大將軍印，統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等共約十四萬大軍，奔向山海關。
這時，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吳三桂。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吳梅村一首《圓圓曲》將吳三桂其人說成一個為紅顏而出賣江山的叛徒，在當時和著他的名聲一起流傳於世。據說，他曾經派人送黃金一千兩讓作者將“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刪掉或予以修改，吳梅村斷然拒絕：“天下皆知，改又何益？”又一硬氣文人！此後，這兩句就成為吳三桂的標準評價，為後人的笑柄。
其實，細細思量，一個人不可能為了一個女人而背負千古罵名，其中必然有隱情，但是已隨著清朝入主中原，控制歷史的編寫，而把這段歷史當成自己隨便打量的“小姑娘”，一切的真相只是後人猜測的真相。
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提到，吳三桂在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時，本來是要投降的，他的父親吳襄也派人到軍前勸他入朝。但一段對話左右了事態的發展，他問僕人父親的情形，僕人說：“已被逮捕。”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釋放。”又問他的財產，僕人說：“已經沒收。”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發還。”又問他自己的寵妾陳圓圓，僕人說：“已被宰相劉宗敏搶去了。”吳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軍隊為死去的皇帝朱由檢穿上喪服，討伐叛逆，為皇帝報仇。在答覆他父親的信上，慷慨激昂地說：“父親既不能當忠臣，兒子自不能當孝子。”於是，向清投降，引清軍入關，聯合剿匪。按照柏楊先生這一說法，吳三桂似乎真的是為了陳圓圓而衝冠一怒，引兵倒戈。
但是仔細分析吳三桂這個人，就會覺得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吳三桂城府極深，遇事很有主張。他在任何場合都能遊刃有餘，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他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厲色。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於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他更是善於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總之他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物，身處亂世，且有能力，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吳三桂引清兵，應該還有借兵的想法，想用清軍來對付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其實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南明制定的策略就是“借虜滅寇”，但是沒想到他雖然達到了目的，但是終究“引狼入室”，滿清一入山海關，便儼然以中原的主人自居，開始收拾它的山河了，而吳三桂就以歷史罪人的身份做起了清朝的親王。
吉林大學的李書源教授在評價這一段歷史時嘆道：“歷史評價有時候真是悖論，清兵入關，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紀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帝國一樣，給衰敗的中國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們的肯定。但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卻成為千古罪人，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存在著兩種評價標準：一是以歷史的發展為尺度，一是以道德為尺度，離開道德尺度，成王敗寇，歷史失於涵育人文的作用，而離開了歷史發展的尺度，歷史則又成了難辨是非的一團亂麻。”
無論如何，經過山海關的一場血戰，清兵最終步入了中原大地。而山海關，抵禦外族入侵的明朝邊牆，終於在蕭瑟的風中為一個國家唱起了輓歌。國雖破浩氣長存
國雖破 浩氣長存
騎鶴樓頭，難忘十日；
梅花嶺畔，共仰千秋。
——郭沫若題揚州史可法祠
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有一座紀念館，館內有一個“衣冠墓”。館內環境優美，銀杏樹參天，四季花木怡人，遊人如織，憑弔著一代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在弘光朝沒有占據有利的政治位置，結果被馬士英、阮大鉞等朝臣排擠出朝廷，自動請求督師江北，鎮守淮、揚兩地。
清兵渡過長江之後，迅速向南推進，直至揚州城下，揚州守將逃亡，揚州變成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史可法聞之，飛馳趕往揚州，發布文告，鞏固城防。親率一萬多名官兵抵禦十萬清兵。這種情形不禁讓人想起了“北京保衛戰”的功臣于謙，一座城、一位忠臣、保衛一個國家，但大明朝已是此一時、彼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