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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誰的責任？
戰爭爆發前，我們就決心不再撒謊和誇大戰果，因為在以往的戰鬥中，這已使阿拉伯國家聲名狼藉。這次，我們的公報將如實地公布戰況。
我坦白地說還有兩個例外。我們最初發表的公報大肆指責以色列首先發動進攻，這是不真實的。可是，由於以色列人長期以來一直玩弄同樣的手法，因此我們如法炮製一下也就不算罪過了。另外，我軍渡河的照片沒有一張是真實的。這些照片包括“乘坐橡皮舟的士兵和在敵軍陣地上高高飄揚的埃及國旗”，“士兵熱吻西奈的土地”，“駛過浮橋的第一批坦克”，等等。我遺憾地說，所有這些照片全是捏造的，因為在十一月八日以前，任何攝影師，甚至軍隊的攝影師，都不准進入渡河地域。我是參與作出這一決定的人之一。我們預料將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於是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不讓攝影師增添麻煩。但是，我很快就為此而後悔，尤其是當我看到我們的公共關係部門捏造的照片時，我更加感到懊悔。在這些照片中，我軍部隊紀律渙散，武器裝備雜亂無章，隊伍懶懶散散，與其說象一支軍隊，倒不如說象一群烏合之眾。我對此深感羞愧。
但是，公報還是實事求是的，至少到十月十四日我軍坦克遭到重大損失時為止是實事求是的。十月十四日後，公報的真實性就下降了，到敵軍在德維斯瓦突破時，竟然毫不掩飾地撒起謊來。首先是無視敵軍已突破防線的事實，接著就予以否認。最後，當再也無法保守秘密時，則散布在樹叢中只有七輛敵軍坦克的神話。
伊斯梅爾也推銷這種胡話。我曾親耳聽到過。十月十八日下午，運河西岸的敵軍已達四個旅，第五個裝甲旅很快就會到來。當時，我聽見伊斯梅爾在電話上對副總理兼新聞部長阿卜杜勒·卡德爾·哈特姆說；“敵軍在運河西岸只有七輛坦克，他們採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他們逃到了樹叢中，因此難以發現和殲滅。”我無法聽見哈特姆的談話，但他顯然不相信伊斯梅爾的話，伊斯梅爾不得不詳詳細細地複述了幾遍。
我曾經同伊斯梅爾談過這一問題，但我們的觀點卻截然相反。伊斯梅爾說，壞消息不但會影響武裝部隊的士氣，而且會影響整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士氣。我卻認為，壞消息可以激勵每個士兵和平民竭盡全力。我想起了因我提議撤回反坦克飛彈營而引起的爭論，於是說道，壞消息可以使那些沒有直接投入西岸戰鬥的部隊更加樂於增援在西岸作戰的部隊。然而，這一切都毫無用處。伊斯梅爾顯然對總統唯命是從。直到戰爭結束時，我國的宣傳工具一直在撒謊。
戰爭結束後還繼續撒謊。十月三十日，第3軍團已陷入絕境，埃及報紙還刊出了如下頭一號標題：“我軍完全控制著德維斯瓦和蘇伊士城之間的運河西岸地區”、“第3軍團正在獲得正常補給”。除了在那裡受煎熬的士兵們的妻子、母親、姐妹和情人外，整個世界都已經知道第3軍團被包圍了。於是，謠言四起。這是一場大得無法掩蓋的災難。埃及人已學會相信傳聞而不相信報刊。但是，當局否認事實真相，總統甚至在人民議會上也矢口否認。（薩達特在回憶錄中仍然繼續混淆視聽。）
十二月五日十七時，我接受了《新聞周刊》的阿諾·德博什格拉夫的採訪（這是通過正常渠道安排的）。我沒有泄露任何軍事秘密，但談話很隨便。按照規定，同記者談話的副本必須呈送我國的新聞檢查部門。第二天，伊斯梅爾召見了我。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份阿拉伯文譯本。他問這些話是不是我講的。我說是的。他說我不應該這樣講，我應該事先同國防情報部一起審查談話內容。
我說：“我怎麼可能去問情報部呢？他們是我的部下。我比情報部長更知道需要保守哪些秘密，我的眼界更寬廣，情況也了解得更深入。我們為什麼要掩蓋除我國公民外世界上每個人都已知道的事實呢？”
伊斯梅爾自己剛剛同《金字塔報》總編輯海珊·海卡爾進行了一次很不謹慎的談話。因此，我又說：“有些事情，比如戰爭爆發以來我軍的損失和增援情況，外界並不知道，因此我拒絕回答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你卻認為可以把我軍的損失告訴海卡爾，而且他立即就公諸於世了。如果敵軍發現我方十月六日以後的增援情況——他們很可能會發現——那麼，他們就會估算出我軍的現有兵力。”在隨後的爭論中，雙方就都直言不諱了。伊斯梅爾讓我給德博什格拉夫打電話，撤回談話內容。但是，我堅持原則，予以拒絕。
五天之後，十二月十一日晨，我看到《金字塔報》以大字標題登出“運河東西兩岸的我軍向前推進了十公里”，並且說消息來自開羅的聯合國緊急部隊司令部。這真是彌天大謊，根本沒有此事。我怒不可遏，開始追查消息來源。據我們派往緊急部隊的聯絡官報告，聯合國並沒有發布這類消息。國防情報部也否認知道此事。那麼，就剩下兩個消息來源了。《金字塔報》的總編輯和艾哈邁德·伊斯梅爾將軍。
當我去見伊斯梅爾時，他也否認知道此事。然而，據我看，他是做賊心虛。我發了脾氣，大聲喊道：“有人必須為此受到懲罰。這種行動是愚蠢的、荒唐的，只會造成危害。它在向全國撒謊，也會使我們在國際上成為笑柄。我們必須找到罪犯並加以懲處。”
誰的責任？
戰爭爆發前，我們就決心不再撒謊和誇大戰果，因為在以往的戰鬥中，這已使阿拉伯國家聲名狼藉。這次，我們的公報將如實地公布戰況。
我坦白地說還有兩個例外。我們最初發表的公報大肆指責以色列首先發動進攻，這是不真實的。可是，由於以色列人長期以來一直玩弄同樣的手法，因此我們如法炮製一下也就不算罪過了。另外，我軍渡河的照片沒有一張是真實的。這些照片包括“乘坐橡皮舟的士兵和在敵軍陣地上高高飄揚的埃及國旗”，“士兵熱吻西奈的土地”，“駛過浮橋的第一批坦克”，等等。我遺憾地說，所有這些照片全是捏造的，因為在十一月八日以前，任何攝影師，甚至軍隊的攝影師，都不准進入渡河地域。我是參與作出這一決定的人之一。我們預料將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於是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不讓攝影師增添麻煩。但是，我很快就為此而後悔，尤其是當我看到我們的公共關係部門捏造的照片時，我更加感到懊悔。在這些照片中，我軍部隊紀律渙散，武器裝備雜亂無章，隊伍懶懶散散，與其說象一支軍隊，倒不如說象一群烏合之眾。我對此深感羞愧。
但是，公報還是實事求是的，至少到十月十四日我軍坦克遭到重大損失時為止是實事求是的。十月十四日後，公報的真實性就下降了，到敵軍在德維斯瓦突破時，竟然毫不掩飾地撒起謊來。首先是無視敵軍已突破防線的事實，接著就予以否認。最後，當再也無法保守秘密時，則散布在樹叢中只有七輛敵軍坦克的神話。
伊斯梅爾也推銷這種胡話。我曾親耳聽到過。十月十八日下午，運河西岸的敵軍已達四個旅，第五個裝甲旅很快就會到來。當時，我聽見伊斯梅爾在電話上對副總理兼新聞部長阿卜杜勒·卡德爾·哈特姆說；“敵軍在運河西岸只有七輛坦克，他們採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他們逃到了樹叢中，因此難以發現和殲滅。”我無法聽見哈特姆的談話，但他顯然不相信伊斯梅爾的話，伊斯梅爾不得不詳詳細細地複述了幾遍。
我曾經同伊斯梅爾談過這一問題，但我們的觀點卻截然相反。伊斯梅爾說，壞消息不但會影響武裝部隊的士氣，而且會影響整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士氣。我卻認為，壞消息可以激勵每個士兵和平民竭盡全力。我想起了因我提議撤回反坦克飛彈營而引起的爭論，於是說道，壞消息可以使那些沒有直接投入西岸戰鬥的部隊更加樂於增援在西岸作戰的部隊。然而，這一切都毫無用處。伊斯梅爾顯然對總統唯命是從。直到戰爭結束時，我國的宣傳工具一直在撒謊。
戰爭結束後還繼續撒謊。十月三十日，第3軍團已陷入絕境，埃及報紙還刊出了如下頭一號標題：“我軍完全控制著德維斯瓦和蘇伊士城之間的運河西岸地區”、“第3軍團正在獲得正常補給”。除了在那裡受煎熬的士兵們的妻子、母親、姐妹和情人外，整個世界都已經知道第3軍團被包圍了。於是，謠言四起。這是一場大得無法掩蓋的災難。埃及人已學會相信傳聞而不相信報刊。但是，當局否認事實真相，總統甚至在人民議會上也矢口否認。（薩達特在回憶錄中仍然繼續混淆視聽。）
十二月五日十七時，我接受了《新聞周刊》的阿諾·德博什格拉夫的採訪（這是通過正常渠道安排的）。我沒有泄露任何軍事秘密，但談話很隨便。按照規定，同記者談話的副本必須呈送我國的新聞檢查部門。第二天，伊斯梅爾召見了我。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份阿拉伯文譯本。他問這些話是不是我講的。我說是的。他說我不應該這樣講，我應該事先同國防情報部一起審查談話內容。
我說：“我怎麼可能去問情報部呢？他們是我的部下。我比情報部長更知道需要保守哪些秘密，我的眼界更寬廣，情況也了解得更深入。我們為什麼要掩蓋除我國公民外世界上每個人都已知道的事實呢？”
伊斯梅爾自己剛剛同《金字塔報》總編輯海珊·海卡爾進行了一次很不謹慎的談話。因此，我又說：“有些事情，比如戰爭爆發以來我軍的損失和增援情況，外界並不知道，因此我拒絕回答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你卻認為可以把我軍的損失告訴海卡爾，而且他立即就公諸於世了。如果敵軍發現我方十月六日以後的增援情況——他們很可能會發現——那麼，他們就會估算出我軍的現有兵力。”在隨後的爭論中，雙方就都直言不諱了。伊斯梅爾讓我給德博什格拉夫打電話，撤回談話內容。但是，我堅持原則，予以拒絕。
五天之後，十二月十一日晨，我看到《金字塔報》以大字標題登出“運河東西兩岸的我軍向前推進了十公里”，並且說消息來自開羅的聯合國緊急部隊司令部。這真是彌天大謊，根本沒有此事。我怒不可遏，開始追查消息來源。據我們派往緊急部隊的聯絡官報告，聯合國並沒有發布這類消息。國防情報部也否認知道此事。那麼，就剩下兩個消息來源了。《金字塔報》的總編輯和艾哈邁德·伊斯梅爾將軍。
當我去見伊斯梅爾時，他也否認知道此事。然而，據我看，他是做賊心虛。我發了脾氣，大聲喊道：“有人必須為此受到懲罰。這種行動是愚蠢的、荒唐的，只會造成危害。它在向全國撒謊，也會使我們在國際上成為笑柄。我們必須找到罪犯並加以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