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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醫務組時，醫務助理業務遠不如那四位同學。我製作外科用的棉球時，做得活像從舊棉絮里揀出來的；我量血壓時，注意了看表就忘了聽聽診器，或者顧了聽又忘了看；我學習操縱血壓電療器械時，起先老是手忙腳亂，總弄不好。只有在干雜活、用體力時，我比他們每人都強。後來，我下定決心非學好業務不可。大夫或護士教過了我，我再找同學們請教，同學們教過了，我獨自一人又不停地練習。這樣學了一段時間，醫務助理業務慢慢地弄會了。那時每天有個日本戰犯來電療，每次完畢之後，他總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並且說：「謝謝大夫先生。」我不禁高興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鏡可能引起了誤會，但是這也說明我的操作技術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個學程終了，溫大夫對我們進行了測驗，結果我和別人一樣地得了個滿分。
在試製電動機的時候，我曾遇到過很堵心的事。電動機的生產分組名單，是學委會提出的。自老萬、小瑞等人釋放後，大家新選了前偽滿總務廳次長老韋、溥傑、老王和兩個偽將官為委員，老韋為主委。凡是帶技術性的工作，這個學委會都不給我做，帶危險性的也不給我做，纏線圈怕我纏壞，鑄鐵怕我出事故，結果只把一項最簡單的工作交給我，讓我跟幾個老頭搗焦炭——把大塊焦炭搗成小塊。我把這看做是對我的輕視，交涉幾次都沒結果。現在，我把醫務助理業務學得跟別人一樣了，連那個治高血壓的日本人都把我誤認成大夫，第一次測驗又得了個滿分，相信自己並不十分笨，這樣地學下去，自信必能學得一技之長，沒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寶，自信照樣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見所長。這時老所長已經調了工作，這裡成了他兼管的單位，不常來上班，接見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長。這位年輕的副所長精通日文，原是專管日本戰犯的，日本戰犯大批遣送回國後，他照顧了全所的工作。我對他說：
「我交出的那批首飾，政府應該正式收下來了。存條我也早丟掉了。」
我以為副所長對這件事的過程未必清楚，想從頭再說一遍，不料他立刻笑著說：
「這件事我知道。怎麼，你已經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講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寶（這些東西後來進了陳列室）的每件的來歷，由一位文書人員做了記錄。完成了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裡，渾身輕鬆地想：
「副所長的那句話，無疑的是一句寶貴的鑑定。看來，我進步的不錯吧？快到了做個正經人的那天了吧？」
我的前半生--十 考驗
十 考驗
我的自我估計，又過高了。我遇到了考驗。
全國各個生產戰線上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形勢，所方在這時向我們提出，為了讓思想跟上形勢，加緊進行學習改造，有必要進行一次思想檢查，清除思想前進途中的障礙。辦法是在學習會上每人談談幾年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談談還有些什麼問題弄不通。別人可以幫助分析，也可以提出問題要本人講清楚。在輪到我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我談了過去的思想，談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變化，在徵求意見時，有人問我：
「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麼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只有痛恨，沒什麼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麼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麼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與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並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話直說。這番解釋，並沒有人同意。後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圓準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圓？」我詫異起來，「我不知道什麼三億日圓！」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里提走了最後的準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井不當做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聽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帳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驚異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準備日後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裡。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確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
在試製電動機的時候，我曾遇到過很堵心的事。電動機的生產分組名單，是學委會提出的。自老萬、小瑞等人釋放後，大家新選了前偽滿總務廳次長老韋、溥傑、老王和兩個偽將官為委員，老韋為主委。凡是帶技術性的工作，這個學委會都不給我做，帶危險性的也不給我做，纏線圈怕我纏壞，鑄鐵怕我出事故，結果只把一項最簡單的工作交給我，讓我跟幾個老頭搗焦炭——把大塊焦炭搗成小塊。我把這看做是對我的輕視，交涉幾次都沒結果。現在，我把醫務助理業務學得跟別人一樣了，連那個治高血壓的日本人都把我誤認成大夫，第一次測驗又得了個滿分，相信自己並不十分笨，這樣地學下去，自信必能學得一技之長，沒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寶，自信照樣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見所長。這時老所長已經調了工作，這裡成了他兼管的單位，不常來上班，接見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長。這位年輕的副所長精通日文，原是專管日本戰犯的，日本戰犯大批遣送回國後，他照顧了全所的工作。我對他說：
「我交出的那批首飾，政府應該正式收下來了。存條我也早丟掉了。」
我以為副所長對這件事的過程未必清楚，想從頭再說一遍，不料他立刻笑著說：
「這件事我知道。怎麼，你已經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講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寶（這些東西後來進了陳列室）的每件的來歷，由一位文書人員做了記錄。完成了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裡，渾身輕鬆地想：
「副所長的那句話，無疑的是一句寶貴的鑑定。看來，我進步的不錯吧？快到了做個正經人的那天了吧？」
我的前半生--十 考驗
十 考驗
我的自我估計，又過高了。我遇到了考驗。
全國各個生產戰線上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形勢，所方在這時向我們提出，為了讓思想跟上形勢，加緊進行學習改造，有必要進行一次思想檢查，清除思想前進途中的障礙。辦法是在學習會上每人談談幾年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談談還有些什麼問題弄不通。別人可以幫助分析，也可以提出問題要本人講清楚。在輪到我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我談了過去的思想，談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變化，在徵求意見時，有人問我：
「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麼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只有痛恨，沒什麼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麼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麼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與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並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話直說。這番解釋，並沒有人同意。後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圓準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圓？」我詫異起來，「我不知道什麼三億日圓！」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里提走了最後的準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井不當做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聽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帳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驚異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準備日後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裡。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確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