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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運，那是生活在另外一個社會裡的溥傑的女兒。他有兩個女兒，那時跟她們的母親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歲。在我們這次跟親屬會見的九個月後，溥傑的妻子從日本寄來一個悲痛的消息，這個大女兒因為戀愛問題跟一個男朋友一起自殺了。後來我聽到種種傳說，不管怎麼傳說，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樣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裡，青年們的命運就是如此不同。
從這年起，管理所就不斷來人探親。值得一說的是，頑固的「懷疑派」老劉，看見了他的學藝術的女兒，並且看見了女兒帶來的女婿。
女兒對他說：「你還不相信，爸爸？我在藝術學院！這就是我的朋友！」他說：「我信了。」
女兒說：「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領導，我能進藝術學院嗎？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他說：「這也明白了！」
女兒說：「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學習，好好地改造！」
老劉明白了的事情，老張也明白了。他因為兒子叫他先生，幾乎發了瘋。這時他女兒來看他，帶來了兒子的一封信，他把這封信幾乎給每個人都看了：
「爸爸：我現在明白了，我有過『左』的情緒。團組織給我的教育，同志們給我的批評，完全是對的，我不應該對您那樣……您學習中有什麼困難？我想您學習中一定用得上金筆，我買了一支，托姐姐帶上……」
我的前半生--六 日本戰犯
六 日本戰犯
六七月間，我和幾個同伴去瀋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瀋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瀋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後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八年①。
①古海忠之已於1963年2月提前釋放。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韓戰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那時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它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復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裡，日本戰犯通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萬，講它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於他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濬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莊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儘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從這年起，管理所就不斷來人探親。值得一說的是，頑固的「懷疑派」老劉，看見了他的學藝術的女兒，並且看見了女兒帶來的女婿。
女兒對他說：「你還不相信，爸爸？我在藝術學院！這就是我的朋友！」他說：「我信了。」
女兒說：「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領導，我能進藝術學院嗎？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他說：「這也明白了！」
女兒說：「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學習，好好地改造！」
老劉明白了的事情，老張也明白了。他因為兒子叫他先生，幾乎發了瘋。這時他女兒來看他，帶來了兒子的一封信，他把這封信幾乎給每個人都看了：
「爸爸：我現在明白了，我有過『左』的情緒。團組織給我的教育，同志們給我的批評，完全是對的，我不應該對您那樣……您學習中有什麼困難？我想您學習中一定用得上金筆，我買了一支，托姐姐帶上……」
我的前半生--六 日本戰犯
六 日本戰犯
六七月間，我和幾個同伴去瀋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瀋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瀋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後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八年①。
①古海忠之已於1963年2月提前釋放。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韓戰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那時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它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復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裡，日本戰犯通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萬，講它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於他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濬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莊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儘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