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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今後一段時間內，或者說在一代人以上的時間內，不可能有任何單個國家向美國的世界首要大國地位提出挑戰。國家實力有四個主要方面，即軍事、經濟、技術和文化。它們合在一起造成決定性的全球政治影響力，而在這四個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能與美國相比擬。除非是美國故意或者是無意中放棄了它的領導地位，否則在可預見的將來，唯有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可能實際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這方面，斷言美國已成為柯林頓總統所說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國家”是正確的。
在這裡，重要的是既要強調美國不可替代這一事實，也要強調世界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實可能性。一旦現存的那種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地緣政治框架自行崩潰，人口爆炸、貧困導致的移民、急劇的城市化、種族和宗教的敵對、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就將無法控制。如果沒有美國持續和有針對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動亂的力量就會主宰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當前歐亞大陸還是在整個世界上出現的地緣政治緊張形勢中，都包含著現存框架發生這種崩潰的可能性。
人類生存條件更加普遍惡化的前景，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上述給全球穩定帶來的風險。特別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較貧困的國家裡，人口爆炸以及同步發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產生的不僅是大量的貧困人口，而且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越來越不安分守己的失業的青年人。他們的失落感正相應地急劇上升。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強化了他們與傳統權威的決裂，同時也使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和不滿於世上的不平等。他們因此也就更加易於受極端思想的鼓動。一方面，日益發展的人數已達數千萬的全球移民現象可能成為一個暫時的安全閥。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現象又有可能成為種族和社會衝突跨洲傳播的工具。
因此，動盪不安、緊張局勢以及至少是不時發生的暴力行動，有可能衝擊美國所繼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國霸權所造就的一個沒有戰爭威脅的、複雜的國際新秩序，可能會局限於世界的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美國的權力通過民主的社會政治體制，以及也由美國主導的各國間精細的多邊框架得到加強。
因此，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將同各種動亂勢力進行較量。在歐洲，有跡象表明一體化和擴大化的勢頭正在減弱，歐洲傳統的民族主義不久可能會重新抬頭。即使在最成功的歐洲國家中，大規模的失業現象也長期存在，導致人們的排外情緒。這可能會使法國或德國的政治突然轉向嚴重的極端主義和內向的沙文主義，甚至的確可能正在造成一種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勢。只有當歐洲的統一願望得到美國的鼓勵甚至支持的時候，本書第三章中概述的歐洲歷史性時間表才能得以實現。
俄羅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它發生積極演變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國有必要營造一種地緣政治狀況，以便把俄羅斯吸收進不斷發展的歐洲合作的大環境中，並促進它新近獲得主權的各鄰國獨立自主。然而，像烏克蘭或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國家（且不說兩大民族並存的哈薩克斯坦）獨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如果由於歐洲發生新的內部危機、土耳其和歐洲日益拉大距離，或者美國與伊朗的敵對日益加劇等因素導致美國的注意力他移的話，它們獨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確定了。
如果今後台灣問題發生危機，或者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促使中國出現一個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僅僅由於美中關係惡化，都有可能使最終同中國達成大和解的潛在可能性夭折。那時，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極不穩定的力量，給美日關係帶來極大的制約，或許還將使日本本身在地緣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壞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的穩定必將受到威脅。同時，人們還可以想像局勢中的這一系列事件會對印度這一對南亞穩定起關鍵作用的國家的態勢和內聚力產生何種影響。
這些分析提醒人們，如果無處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緣政治結構開始破裂的話，那麼，無論是超越民族國家範圍的新型全球問題，還是人們關注的更為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都不可能解決或受到遏制。在整個歐洲和亞洲大陸出現了種種警告跡象的情況下，美國的政策要獲得成功，就必須集中注意整個歐亞大陸，並以地緣戰略方針為指導。
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制定所需政策的出發點，必須是對目前規定世界事務的地緣政治狀況的三個前所未有的條件的清醒認識：有史以來第一次，①只有一個國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②一個非歐亞國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國家；③歐亞大陸這個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個非歐亞大國所主導。
然而，一項全面、完整的歐亞地緣戰略的基礎又必須是認識到美國有效實力的局限性，以及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實力不可避免的減弱。如本書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歐亞大陸的遼闊和多樣性，以及這一大陸中某些國家的潛在實力，限制了美國影響力的深度及其對形勢發展控制的程度。這一條件有助於對地緣戰略進行深入的考慮，並有助於有目的地在歐亞這個大棋盤上有選擇地部署美國的資源。既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前所未有的實力勢必減弱，那麼當務之急必須是以不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處理好其他地區大國的崛起問題。
在這裡，重要的是既要強調美國不可替代這一事實，也要強調世界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實可能性。一旦現存的那種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地緣政治框架自行崩潰，人口爆炸、貧困導致的移民、急劇的城市化、種族和宗教的敵對、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就將無法控制。如果沒有美國持續和有針對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動亂的力量就會主宰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當前歐亞大陸還是在整個世界上出現的地緣政治緊張形勢中，都包含著現存框架發生這種崩潰的可能性。
人類生存條件更加普遍惡化的前景，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上述給全球穩定帶來的風險。特別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較貧困的國家裡，人口爆炸以及同步發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產生的不僅是大量的貧困人口，而且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越來越不安分守己的失業的青年人。他們的失落感正相應地急劇上升。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強化了他們與傳統權威的決裂，同時也使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和不滿於世上的不平等。他們因此也就更加易於受極端思想的鼓動。一方面，日益發展的人數已達數千萬的全球移民現象可能成為一個暫時的安全閥。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現象又有可能成為種族和社會衝突跨洲傳播的工具。
因此，動盪不安、緊張局勢以及至少是不時發生的暴力行動，有可能衝擊美國所繼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國霸權所造就的一個沒有戰爭威脅的、複雜的國際新秩序，可能會局限於世界的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美國的權力通過民主的社會政治體制，以及也由美國主導的各國間精細的多邊框架得到加強。
因此，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將同各種動亂勢力進行較量。在歐洲，有跡象表明一體化和擴大化的勢頭正在減弱，歐洲傳統的民族主義不久可能會重新抬頭。即使在最成功的歐洲國家中，大規模的失業現象也長期存在，導致人們的排外情緒。這可能會使法國或德國的政治突然轉向嚴重的極端主義和內向的沙文主義，甚至的確可能正在造成一種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勢。只有當歐洲的統一願望得到美國的鼓勵甚至支持的時候，本書第三章中概述的歐洲歷史性時間表才能得以實現。
俄羅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它發生積極演變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國有必要營造一種地緣政治狀況，以便把俄羅斯吸收進不斷發展的歐洲合作的大環境中，並促進它新近獲得主權的各鄰國獨立自主。然而，像烏克蘭或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國家（且不說兩大民族並存的哈薩克斯坦）獨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如果由於歐洲發生新的內部危機、土耳其和歐洲日益拉大距離，或者美國與伊朗的敵對日益加劇等因素導致美國的注意力他移的話，它們獨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確定了。
如果今後台灣問題發生危機，或者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促使中國出現一個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僅僅由於美中關係惡化，都有可能使最終同中國達成大和解的潛在可能性夭折。那時，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極不穩定的力量，給美日關係帶來極大的制約，或許還將使日本本身在地緣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壞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的穩定必將受到威脅。同時，人們還可以想像局勢中的這一系列事件會對印度這一對南亞穩定起關鍵作用的國家的態勢和內聚力產生何種影響。
這些分析提醒人們，如果無處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緣政治結構開始破裂的話，那麼，無論是超越民族國家範圍的新型全球問題，還是人們關注的更為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都不可能解決或受到遏制。在整個歐洲和亞洲大陸出現了種種警告跡象的情況下，美國的政策要獲得成功，就必須集中注意整個歐亞大陸，並以地緣戰略方針為指導。
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制定所需政策的出發點，必須是對目前規定世界事務的地緣政治狀況的三個前所未有的條件的清醒認識：有史以來第一次，①只有一個國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②一個非歐亞國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國家；③歐亞大陸這個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個非歐亞大國所主導。
然而，一項全面、完整的歐亞地緣戰略的基礎又必須是認識到美國有效實力的局限性，以及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實力不可避免的減弱。如本書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歐亞大陸的遼闊和多樣性，以及這一大陸中某些國家的潛在實力，限制了美國影響力的深度及其對形勢發展控制的程度。這一條件有助於對地緣戰略進行深入的考慮，並有助於有目的地在歐亞這個大棋盤上有選擇地部署美國的資源。既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前所未有的實力勢必減弱，那麼當務之急必須是以不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處理好其他地區大國的崛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