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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和德國各自地緣政治條件的不同，孕育著可能是重大的後果。德國同北約的實際關係使其同主要的歐洲盟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根據北約，德國與美國承擔著正式的對等的防務義務。美日安保條約則規定，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的義務，但並未規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來保衛美國。這一條約實際上規定了一種保護性的關係。
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德國早已成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過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鄰國現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脅，反而把它看作是經濟和政治上值得歡迎的夥伴。有些鄰國甚至還把德國看作善良的地區大國，而歡迎可能出現的一個由德國領導的中歐集團。日本的亞洲鄰國對日本的看法則遠非如此。它們仍懷有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的敵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鄰國對日本不滿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僅引起強烈的抱怨，而且還阻礙了日本與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甚至與中國的和解，它們對日本的巨額長期債務中有30％是以日元結算的。
日本在亞洲不像德國在歐洲有法國那樣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區夥伴國。毋庸諱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國的強烈吸引，或許還夾雜著某種負咎感。但是，這種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為雙方互不信任，也都不準備接受對方的地區領導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國有波蘭那樣的雖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緣政治上卻頗為重要的鄰國，而且同這一鄰國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為現實。韓國，尤其在它最終實現了和北韓的統一之後，或許能成為日本的波蘭。但是，韓國人對昔日遭受的統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優越記憶猶新，這阻礙了任何社會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韓關係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報導，根據一次政府主辦的民意測驗，只有36％的日本人對韓國懷有友好感情。
最後，日本同俄羅斯的關係一直比德俄關係冷淡得多。俄國仍然以武力占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奪取的千島群島的南部，從而凍結了俄日關係。簡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區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國則並不孤立。
此外，德國同鄰國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民主原則，歐洲還廣泛存在著基督教傳統。德國還謀求在一個比自身更大的實體和事業即“歐羅巴”中獲得認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並不存在可與之相比擬的“亞細亞”。說實在的，儘管近些年來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亞洲國家裡出現，日本過去的島國狀況，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與本地區的其他國家相分離。許多亞洲國家認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義的，而且過分地模仿西方，且不願和亞洲國家一起對西方的人權觀以及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提出質疑。因此，儘管西方有時懷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許多亞洲人卻認為日本不是真正的亞洲國家。
從實際情況看，雖然地處亞洲，日本卻不能安然自在地成為一個亞洲國家。這種情況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緣戰略上的選擇。由於實實在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個真正的地區性抉擇，即日本在地區內勝過中國而居於優勢地位，且其基礎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導下而是在日本的寬厚領導下的地區合作，看來也不可行。尤為甚者，日本仍然依賴美國的軍事庇護和國際支持。廢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條約將立即使日本在地區或全球動盪造成的混亂中處於極易受傷害的地位。那時，日本唯一的出路將是，或者接受中國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或者訴諸大規模的重新武裝計劃。這後一選擇不但要花很多錢而且十分危險。
不難理解，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個准全球性大國，同時在安全上卻又是個被保護國。但是，能夠取代現存安排的戲劇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說，儘管中國戰略家們在具體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同見解，中國的國家目標卻是相當清楚的，中國地緣政治抱負在本地區的指向也相對地可以預測，那麼，日本的地緣政治觀則比較朦朧，日本公眾的情緒也更加難以捉摸。
大多數日本人都認識到，對路線作重大而突然的戰略性改變可能是危險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對象而中國正作為地區的舉足輕重大國崛起的地區里，日本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嗎？日本應該乾脆默認中國的這種地位嗎？日本能夠（在各個方面）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國而不影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區內激起對日本的更大敵對情緒嗎？美國會在任何情況下長期地留駐亞洲嗎？如果會的話，美國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作出的反應又將如何影響迄今為止給予美日關係的優先地位？在冷戰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從來沒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而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突出的戰略問題，並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熱烈的爭論。
自從50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戰後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之下。吉田主義規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標應是發展經濟；②日本的武裝應該是低水平的，應避免捲入國際衝突；③日本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保護；④日本的外交應該摒除意識形態而致力於國際合作。可是，由於許多日本人對日本捲入冷戰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時還虛構了半中立的概念。遲至1981年，伊東正義外相還因為在描述美日關係時使用了“同盟”一詞而被迫辭職。
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德國早已成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過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鄰國現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脅，反而把它看作是經濟和政治上值得歡迎的夥伴。有些鄰國甚至還把德國看作善良的地區大國，而歡迎可能出現的一個由德國領導的中歐集團。日本的亞洲鄰國對日本的看法則遠非如此。它們仍懷有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的敵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鄰國對日本不滿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僅引起強烈的抱怨，而且還阻礙了日本與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甚至與中國的和解，它們對日本的巨額長期債務中有30％是以日元結算的。
日本在亞洲不像德國在歐洲有法國那樣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區夥伴國。毋庸諱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國的強烈吸引，或許還夾雜著某種負咎感。但是，這種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為雙方互不信任，也都不準備接受對方的地區領導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國有波蘭那樣的雖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緣政治上卻頗為重要的鄰國，而且同這一鄰國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為現實。韓國，尤其在它最終實現了和北韓的統一之後，或許能成為日本的波蘭。但是，韓國人對昔日遭受的統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優越記憶猶新，這阻礙了任何社會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韓關係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報導，根據一次政府主辦的民意測驗，只有36％的日本人對韓國懷有友好感情。
最後，日本同俄羅斯的關係一直比德俄關係冷淡得多。俄國仍然以武力占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奪取的千島群島的南部，從而凍結了俄日關係。簡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區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國則並不孤立。
此外，德國同鄰國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民主原則，歐洲還廣泛存在著基督教傳統。德國還謀求在一個比自身更大的實體和事業即“歐羅巴”中獲得認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並不存在可與之相比擬的“亞細亞”。說實在的，儘管近些年來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亞洲國家裡出現，日本過去的島國狀況，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與本地區的其他國家相分離。許多亞洲國家認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義的，而且過分地模仿西方，且不願和亞洲國家一起對西方的人權觀以及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提出質疑。因此，儘管西方有時懷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許多亞洲人卻認為日本不是真正的亞洲國家。
從實際情況看，雖然地處亞洲，日本卻不能安然自在地成為一個亞洲國家。這種情況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緣戰略上的選擇。由於實實在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個真正的地區性抉擇，即日本在地區內勝過中國而居於優勢地位，且其基礎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導下而是在日本的寬厚領導下的地區合作，看來也不可行。尤為甚者，日本仍然依賴美國的軍事庇護和國際支持。廢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條約將立即使日本在地區或全球動盪造成的混亂中處於極易受傷害的地位。那時，日本唯一的出路將是，或者接受中國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或者訴諸大規模的重新武裝計劃。這後一選擇不但要花很多錢而且十分危險。
不難理解，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個准全球性大國，同時在安全上卻又是個被保護國。但是，能夠取代現存安排的戲劇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說，儘管中國戰略家們在具體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同見解，中國的國家目標卻是相當清楚的，中國地緣政治抱負在本地區的指向也相對地可以預測，那麼，日本的地緣政治觀則比較朦朧，日本公眾的情緒也更加難以捉摸。
大多數日本人都認識到，對路線作重大而突然的戰略性改變可能是危險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對象而中國正作為地區的舉足輕重大國崛起的地區里，日本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嗎？日本應該乾脆默認中國的這種地位嗎？日本能夠（在各個方面）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國而不影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區內激起對日本的更大敵對情緒嗎？美國會在任何情況下長期地留駐亞洲嗎？如果會的話，美國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作出的反應又將如何影響迄今為止給予美日關係的優先地位？在冷戰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從來沒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而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突出的戰略問題，並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熱烈的爭論。
自從50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戰後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之下。吉田主義規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標應是發展經濟；②日本的武裝應該是低水平的，應避免捲入國際衝突；③日本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保護；④日本的外交應該摒除意識形態而致力於國際合作。可是，由於許多日本人對日本捲入冷戰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時還虛構了半中立的概念。遲至1981年，伊東正義外相還因為在描述美日關係時使用了“同盟”一詞而被迫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