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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與美國共同統治行不通，“近鄰外國”政策又不靈，那麼俄國還有什麼地緣戰略可選擇呢？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未能實現建立一個在全球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國”的理想，這使民主派大為沮喪。“民主俄國”只成了一個口號，而與現實無緣。在不得不承認老帝國的“重新一體化”最多也僅是個遙遠可能性的情況下，又使一些俄國的地緣政治家玩弄起某種針對美國在歐亞大陸霸主地位的反聯盟主張。
1996年初，葉爾欽總統解除了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的職務，以更有經驗但正統的前共產黨國際問題專家，長期來一直對伊朗和中國感興趣的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代之。一些俄國評論家猜測，普里馬科夫的傾向可能會促成一個以三個在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首要地位問題上有最大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為核心的新的“反霸”聯盟。普里馬科夫上台伊始的幾次出訪及講話加深了這一印象。而且現有的中國與伊朗的武器貿易關係，以及俄國願與伊朗合作加快其獲得核能源的傾向，與更緊密的政治對話和最終的結盟是完全符合的。這一結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國、世界上最好戰的伊斯蘭大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強的亞洲大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
要搞這種反聯盟，首先必須恢復中俄雙邊關係，並利用兩國政治精英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滿。1996年初，葉爾欽去了北京，簽署了一項宣言，明確批評了全球性“霸權主義”傾向。這也就暗示兩國將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同年12月，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兩國不僅重申反對“由一個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同意加強現有的關係。俄國評論家們歡迎這一發展，並把這視為全球大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積極變化和對美國推動的北約擴大的恰當反應。有些人甚至高興地說中俄聯盟將對美國實施它應得的懲罰。
但是，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採取敵視政策時，把俄國與中國及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搞得起來。這樣的結局當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國的所作所為看來幾乎就在貫徹要同時與德黑蘭和北京敵對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國卻都不準備把戰略賭注下在既不穩定又虛弱的俄國身上。兩國都意識到這種聯盟一旦超出了某種偶爾為之的策略協調範圍，就會危及它們各自與較為先進的世界的關係，而只有這個先進世界才有能力向它們投資和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俄國卻沒有什麼可向它們提供，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反霸聯盟的夥伴。
實際上，並無共同的意識形態而僅是在“反霸”情緒下結成的任何聯盟基本上將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對第一世界的最先進部分的聯盟。它的各個成員都不會有多少收穫，中國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資流入的危險。正如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指出的，對俄國來說也是如此，“俄中聯盟的幽靈……將大大增加俄國再次被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拒之於門外的可能性”。阿列克賽。博加圖羅夫：《俄美當前的關係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載《獨立報》1996年6月18日。
不管它是由三國還是兩國組成，這種聯盟最終會使所有的參加者長期地孤立，共同落後。
另外，中國將在任何俄國認真努力拼湊的這類“反霸”聯盟中成為老大。中國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於開拓，生氣勃勃，對俄國還有某些潛在的領土要求，將必然使俄國淪為一個小夥計。而同時中國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願）去幫助俄國克服其落後狀態。俄國因此將成為不斷擴大的歐洲和擴張主義的中國之間的緩衝區。
最後，俄國一些外交問題專家仍然企盼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包括西方內部對北約未來前景發生分歧，認為這至少也許最終會給俄國創造一些策略性機會與德國或法國拉拉關係，來破壞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這種觀點其實毫無新意。整個冷戰時期，莫斯科都在過一段時間就試圖打德國牌或法國牌。不過某些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學家也不無理由地認定，歐洲事務的停滯會提供可資利用的策略機會，而對美國造成不利。
但是能夠得到的也就是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純屬策略上的機會而已。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不可能放棄與美國的關係。雖然不能排除特別是俄國有時在一些小問題上會拉攏法國，但只有歐洲事務中出現大的動亂，歐洲統一事業和跨大西洋聯繫的垮台，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才會逆轉。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歐洲國家也不會謀求與迷失了方向的俄國發展真正全面的地緣政治聯盟。
因此，說到底，沒有一種反聯盟政策是可行的選擇。擺脫俄國新的地緣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於反聯盟，也不在於與美國建立平等的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幻想，更不在於在前蘇聯範圍內建立某種政治經濟上的“一體化”體系。所有的政策都迴避了對俄國來說實際上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並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正如本書第三章已闡述的那樣，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1996年初，葉爾欽總統解除了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的職務，以更有經驗但正統的前共產黨國際問題專家，長期來一直對伊朗和中國感興趣的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代之。一些俄國評論家猜測，普里馬科夫的傾向可能會促成一個以三個在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首要地位問題上有最大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為核心的新的“反霸”聯盟。普里馬科夫上台伊始的幾次出訪及講話加深了這一印象。而且現有的中國與伊朗的武器貿易關係，以及俄國願與伊朗合作加快其獲得核能源的傾向，與更緊密的政治對話和最終的結盟是完全符合的。這一結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國、世界上最好戰的伊斯蘭大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強的亞洲大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
要搞這種反聯盟，首先必須恢復中俄雙邊關係，並利用兩國政治精英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滿。1996年初，葉爾欽去了北京，簽署了一項宣言，明確批評了全球性“霸權主義”傾向。這也就暗示兩國將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同年12月，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兩國不僅重申反對“由一個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同意加強現有的關係。俄國評論家們歡迎這一發展，並把這視為全球大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積極變化和對美國推動的北約擴大的恰當反應。有些人甚至高興地說中俄聯盟將對美國實施它應得的懲罰。
但是，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採取敵視政策時，把俄國與中國及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搞得起來。這樣的結局當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國的所作所為看來幾乎就在貫徹要同時與德黑蘭和北京敵對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國卻都不準備把戰略賭注下在既不穩定又虛弱的俄國身上。兩國都意識到這種聯盟一旦超出了某種偶爾為之的策略協調範圍，就會危及它們各自與較為先進的世界的關係，而只有這個先進世界才有能力向它們投資和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俄國卻沒有什麼可向它們提供，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反霸聯盟的夥伴。
實際上，並無共同的意識形態而僅是在“反霸”情緒下結成的任何聯盟基本上將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對第一世界的最先進部分的聯盟。它的各個成員都不會有多少收穫，中國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資流入的危險。正如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指出的，對俄國來說也是如此，“俄中聯盟的幽靈……將大大增加俄國再次被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拒之於門外的可能性”。阿列克賽。博加圖羅夫：《俄美當前的關係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載《獨立報》1996年6月18日。
不管它是由三國還是兩國組成，這種聯盟最終會使所有的參加者長期地孤立，共同落後。
另外，中國將在任何俄國認真努力拼湊的這類“反霸”聯盟中成為老大。中國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於開拓，生氣勃勃，對俄國還有某些潛在的領土要求，將必然使俄國淪為一個小夥計。而同時中國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願）去幫助俄國克服其落後狀態。俄國因此將成為不斷擴大的歐洲和擴張主義的中國之間的緩衝區。
最後，俄國一些外交問題專家仍然企盼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包括西方內部對北約未來前景發生分歧，認為這至少也許最終會給俄國創造一些策略性機會與德國或法國拉拉關係，來破壞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這種觀點其實毫無新意。整個冷戰時期，莫斯科都在過一段時間就試圖打德國牌或法國牌。不過某些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學家也不無理由地認定，歐洲事務的停滯會提供可資利用的策略機會，而對美國造成不利。
但是能夠得到的也就是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純屬策略上的機會而已。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不可能放棄與美國的關係。雖然不能排除特別是俄國有時在一些小問題上會拉攏法國，但只有歐洲事務中出現大的動亂，歐洲統一事業和跨大西洋聯繫的垮台，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才會逆轉。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歐洲國家也不會謀求與迷失了方向的俄國發展真正全面的地緣政治聯盟。
因此，說到底，沒有一種反聯盟政策是可行的選擇。擺脫俄國新的地緣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於反聯盟，也不在於與美國建立平等的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幻想，更不在於在前蘇聯範圍內建立某種政治經濟上的“一體化”體系。所有的政策都迴避了對俄國來說實際上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並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正如本書第三章已闡述的那樣，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