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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寫史的史官差不多絕種了，但他們畢竟是受過儒家文化教育的，他們的祖師爺孔子就是一位史學家，還專門寫過一本《春秋》的史書，在這本書里，孔子創造性地發明了一種寫史的筆法，這個筆法的特點是，看著沒罵誰，其實連人家祖宗八代都罵了，看著沒寫什麼，其實對方坑蒙拐騙的事情一件不落。這種藏著說，拐著彎說的筆法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
史官們繼承並發揚了這種筆法，在寫史的過程中，常常在史書的角落裡，留下蛛絲馬跡，然後等待著後人去發現，從而最終找到事實的真相。
而我們每一個翻閱史書的人都應該懷著一顆福爾摩斯的心，把翻閱史書當成跟前代史官們的一場智力遊戲。當認真去體會，仔細去揣摩時，那些隱藏在文字後面的暗語便會一一浮現，告訴你那些塵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個。
楊文幹事件同樣如此。
首先，我們需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也就是在史書中找到史官記錄的破綻。
破綻在事件的處理上。
平定楊文干後，李世民興沖沖地返回長安，準備找父親李淵兌現支票，卻發現一個讓他鬱悶的事情，原本說好要去蜀地過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搖大擺地回到了東宮，而原本應該進東宮的他沒得到任何嘉獎，不但沒得到嘉獎，還被李淵叫去，進行了批評，要他們兄弟之間注意團結。
然後，李淵下發了處罰通知書。
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以及天策府曹參軍杜淹流放。
王珪、韋挺這兩人倒不冤，身為東宮的人，竟然沒給太子李建成起模範表率作用，活該流放。冤的是杜淹。
杜淹，長安人，官宦之後，時任天策府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所謂天策府，是天策上將的府邸，而天策上將正是李世民，換句話說，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這就奇怪了，板子怎麼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據史書記載，在李建成被關在仁智宮帳篷里時，這位杜淹落井下石，請求趁機辦了李建成。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也就提點可行性建議，不採納就是了，也不至於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對這個處罰竟然沒有半點抗訴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這個處理結果。
李世民不是這麼好說話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說明一點：底氣不足。而底氣不足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楊文干造反並不像史書記錄的那樣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這些要素是動機、方式以及案件的影響。
我們將在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發現最終的答案，首先我們要觀察的是此案的影響。
在歷史事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就是看誰是事件的真正受益者，誰是受害者，關於此案，毫無疑問倒霉的是李建成，這位太子爺先是差點以死明志，後又險被送到蜀地養老，而受益者本來是李世民，要不是李淵最後賴帳，李世民就搬到東宮住了。
下面是作案方式，縱觀楊文幹事件，似乎有頭有尾，上下合理，但仔細一看，所謂楊文干造反並沒有實證，沒有李建成約定造反的信件，只有一副鎧甲以及李建成兩個部下的證詞。
經驗告訴我們，證詞是靠不住的，這兩位部下完全有可能是受人指使，誣告李建成。
唐朝人劉餗在他的小說里寫到楊文幹事件時用了五個字形容：人妄告東宮。
這裡要說明一下，這裡的小說不是今天后宮在吃醋，主角很虐心之類純屬虛構請匆對號入座的歷史小說，而是世人對當時傳聞以及親歷事件的私人記錄。這種東西歸類於野史。野史也是史。
這說明，唐朝人都知道，楊文幹事件是有人要妄告東宮。
這個人是誰，大家都懂的。但具體操作的人是誰呢？在史書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身影。
這個人便是躺著中槍的杜淹，翻看史書，看似無意的交代中記錄了這樣一句：
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翻譯成白話就是，洛陽平定後，杜淹一直得不到任用，於是，杜淹決定投靠李建成，而房玄齡了解杜淹此人狡猾，怕教導李建成做出對李世民不利的事情，於是，找到李世民說情，將其介紹到天策府上班。
房玄齡是李世民的重要謀士，這句話透露了兩個信息。
杜淹此人十分滑頭。
杜淹原本準備投靠的人是李建成。
杜淹如果原本準備投靠李建成，他很可能認識李建成的人，而他又具備搞陰謀詭計的才能。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推測，極有可能這位杜淹出面收買了李建成的兩個部下，趁李淵避暑之機，誣告李建成跟楊文干同謀造反。
到了這裡，我們還需要考察最後一個重大的問題：動機。
史書交代，李建成之所以煽動造反，是因為李建成感到接班人地位不保，所以搶先下手，誅殺挑戰者李世民，然後搶班奪權，實現提前登基的目的。
這實在是一個不怎麼靠譜的解釋，因為在楊文幹事件發生這一年，真正危機重重的，真正需要下定決心，動刀動槍的人不是史書中記載的那個懦弱無能的太子李建成，而是英明神武、功蓋天下的李世民。
史官們繼承並發揚了這種筆法，在寫史的過程中，常常在史書的角落裡，留下蛛絲馬跡，然後等待著後人去發現，從而最終找到事實的真相。
而我們每一個翻閱史書的人都應該懷著一顆福爾摩斯的心，把翻閱史書當成跟前代史官們的一場智力遊戲。當認真去體會，仔細去揣摩時，那些隱藏在文字後面的暗語便會一一浮現，告訴你那些塵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個。
楊文幹事件同樣如此。
首先，我們需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也就是在史書中找到史官記錄的破綻。
破綻在事件的處理上。
平定楊文干後，李世民興沖沖地返回長安，準備找父親李淵兌現支票，卻發現一個讓他鬱悶的事情，原本說好要去蜀地過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搖大擺地回到了東宮，而原本應該進東宮的他沒得到任何嘉獎，不但沒得到嘉獎，還被李淵叫去，進行了批評，要他們兄弟之間注意團結。
然後，李淵下發了處罰通知書。
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以及天策府曹參軍杜淹流放。
王珪、韋挺這兩人倒不冤，身為東宮的人，竟然沒給太子李建成起模範表率作用，活該流放。冤的是杜淹。
杜淹，長安人，官宦之後，時任天策府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所謂天策府，是天策上將的府邸，而天策上將正是李世民，換句話說，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這就奇怪了，板子怎麼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據史書記載，在李建成被關在仁智宮帳篷里時，這位杜淹落井下石，請求趁機辦了李建成。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也就提點可行性建議，不採納就是了，也不至於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對這個處罰竟然沒有半點抗訴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這個處理結果。
李世民不是這麼好說話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說明一點：底氣不足。而底氣不足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楊文干造反並不像史書記錄的那樣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這些要素是動機、方式以及案件的影響。
我們將在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發現最終的答案，首先我們要觀察的是此案的影響。
在歷史事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就是看誰是事件的真正受益者，誰是受害者，關於此案，毫無疑問倒霉的是李建成，這位太子爺先是差點以死明志，後又險被送到蜀地養老，而受益者本來是李世民，要不是李淵最後賴帳，李世民就搬到東宮住了。
下面是作案方式，縱觀楊文幹事件，似乎有頭有尾，上下合理，但仔細一看，所謂楊文干造反並沒有實證，沒有李建成約定造反的信件，只有一副鎧甲以及李建成兩個部下的證詞。
經驗告訴我們，證詞是靠不住的，這兩位部下完全有可能是受人指使，誣告李建成。
唐朝人劉餗在他的小說里寫到楊文幹事件時用了五個字形容：人妄告東宮。
這裡要說明一下，這裡的小說不是今天后宮在吃醋，主角很虐心之類純屬虛構請匆對號入座的歷史小說，而是世人對當時傳聞以及親歷事件的私人記錄。這種東西歸類於野史。野史也是史。
這說明，唐朝人都知道，楊文幹事件是有人要妄告東宮。
這個人是誰，大家都懂的。但具體操作的人是誰呢？在史書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身影。
這個人便是躺著中槍的杜淹，翻看史書，看似無意的交代中記錄了這樣一句：
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翻譯成白話就是，洛陽平定後，杜淹一直得不到任用，於是，杜淹決定投靠李建成，而房玄齡了解杜淹此人狡猾，怕教導李建成做出對李世民不利的事情，於是，找到李世民說情，將其介紹到天策府上班。
房玄齡是李世民的重要謀士，這句話透露了兩個信息。
杜淹此人十分滑頭。
杜淹原本準備投靠的人是李建成。
杜淹如果原本準備投靠李建成，他很可能認識李建成的人，而他又具備搞陰謀詭計的才能。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推測，極有可能這位杜淹出面收買了李建成的兩個部下，趁李淵避暑之機，誣告李建成跟楊文干同謀造反。
到了這裡，我們還需要考察最後一個重大的問題：動機。
史書交代，李建成之所以煽動造反，是因為李建成感到接班人地位不保，所以搶先下手，誅殺挑戰者李世民，然後搶班奪權，實現提前登基的目的。
這實在是一個不怎麼靠譜的解釋，因為在楊文幹事件發生這一年，真正危機重重的，真正需要下定決心，動刀動槍的人不是史書中記載的那個懦弱無能的太子李建成，而是英明神武、功蓋天下的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