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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問題，自古以來就不比北方的簡單，只不過南方蠻族的侵略性相對較低，受到的關注較小。北方有“五胡”，南方有“五蠻”：蠻、俚、溪、僚、越（越一般專指山越。俚、溪、僚三族的名字，以前都是“犬”字旁，以示侮辱，“蠻”字下面的“蟲”，當然也帶侮辱的含義，這些詞今天都廢棄不用了。但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稱，歷史上與“蠻”字也是類似的，比如蜀、閩等等）。“五蠻”的分布地區大體上是不相交的，蠻族主要分布於荊、湘、雍、郢、司等州，相當於今天的河南南部到湖南之間的地區，蠻族內部還可分為多支；俚族分布於湘、廣州，即今湖南南部與廣東；溪族分布於江州的尋陽、南昌、武陵等郡，即今江西地區；僚族分布於荊州西部、梁、益、寧、交、廣州，即今湖北西部、四川、貴州、廣西以及越南等地的廣大地區（有一種說法認為，寮國的主體民族老族（或稱寮人），便是僚族的後裔）；山越主要分布於揚州，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帶。此外，還有分布在荊、湘、梁、益州的延族、益州的巴族等等，支系相當複雜。
陳霸先建立陳國，是從五蠻聚居的嶺南起兵的，他必須通過獲取五蠻的支援來擴充實力。北討侯景期間，歸附於陳霸先的勢力中，將近一半是南方的蠻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黃法氍、歐陽頠（也有說歐陽頠為俚人），割據各地、擁護陳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曇朗、留異、陳寶應、魯悉達等人，也分別出自溪、越、蠻等族。可以說，沒有南方的“五蠻”，也就不會有陳國，考慮到陳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軍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吳明徹、華皎等大將，都出身吳人，而陳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吳人，我們可以這麼說，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為吳人與蠻族為主體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陳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種意義上“陳也可說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這種情況到了陳宣帝即位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變。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由於南方蠻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時也需要拉攏侯景之亂後殘餘的僑人勢力，陳武帝、文帝兩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僑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說過的毛喜、蔡景歷、到仲舉、劉師知等等。在武將方面，陳文帝清剿的幾大地方武裝，都是南方蠻族，此消彼長，北人與南人的矛盾也急劇升溫，侯安都之死，與此也頗有關聯。
因此，陳宣帝面臨兩大問題：一、如何解決僑人為主的門閥士族與南方吳人、蠻族為主的土豪之間的矛盾；二、南陳雖然立國，但外部環境極其險惡，強敵隔江而立，國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禦上的弱點，謀求國家的安全，是陳宣帝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
這兩大問題指向了同一個答案——北伐。
事實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陳、齊兩國就建立了友好關係，而陳、周之間除了華皎謀反的前後三年處於敵對狀態，也基本維持了和平。但南朝的進程反覆證明了我們曾經強調的一個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響南朝的興亡。凡是淮南防線安全的時代，南朝的統治就穩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時期；凡是淮南防線喪失的時代，南朝的統治就混亂，比如南齊後期、侯景之亂以後。另一方面，長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對於江南也很重要，所謂“江左不可無蜀”，失去這兩個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敵人扼住，隨時有窒息的危險。吳明徹進攻後梁，試圖奪回江陵，便是出於這種考量。
也就是說，陳宣帝要想長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軍事上採取以攻為守的方針，要麼聯齊伐周，要麼聯周伐齊，把防線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將南方人控制的土豪軍隊投入使用，從而達到擴大生存空間、緩解內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齊還是伐周，陳國的態度對處於膠著狀態的齊周之爭是個十分關鍵的砝碼。陳宣帝於太建三年（公元571年）遣使北齊，要求聯齊伐周，卻吃了個閉門羹。高緯目光短淺，不思進取，不敢主動進攻北周。而北周則於太建四年派遣杜杲再次出使陳國，提出周、陳合縱攻齊的建議，陳宣帝輕易地就被說動了。
太建五年，陳宣帝決計討伐北齊，出身淮南秦郡（今江蘇六合）的將軍吳明徹的支持最為堅決。尚書左僕射徐陵說：“吳明徹家在淮南，了解當地風俗；當今朝中，若論將才，也無人能出其右。”陳宣帝便以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都官尚書裴忌為副將，領兵十萬，從建康出發，進攻秦郡，另外由都督黃法氍從西線進攻歷陽（今安徽和縣）。
北上的陳軍勢如破竹，在大峴（今安徽含山東北）大破齊軍，拔除了北齊在水中設立的木柵，包圍了秦郡、歷陽等城。
北齊派大將尉破胡、長孫洪略、王琳率軍馳援秦郡，在城外布下方陣，精心挑選了一隊身高體壯的大力士作為前鋒，又派出一名箭術高超的西域胡人在陣前，弦無虛發，架勢十分嚇人。吳明徹對手下勇將蕭摩訶道：“如若干掉那個胡人，就可滅了齊軍的士氣，比得上關雲長斬顏良之勇啊！”
陳霸先建立陳國，是從五蠻聚居的嶺南起兵的，他必須通過獲取五蠻的支援來擴充實力。北討侯景期間，歸附於陳霸先的勢力中，將近一半是南方的蠻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黃法氍、歐陽頠（也有說歐陽頠為俚人），割據各地、擁護陳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曇朗、留異、陳寶應、魯悉達等人，也分別出自溪、越、蠻等族。可以說，沒有南方的“五蠻”，也就不會有陳國，考慮到陳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軍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吳明徹、華皎等大將，都出身吳人，而陳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吳人，我們可以這麼說，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為吳人與蠻族為主體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陳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種意義上“陳也可說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這種情況到了陳宣帝即位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變。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由於南方蠻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時也需要拉攏侯景之亂後殘餘的僑人勢力，陳武帝、文帝兩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僑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說過的毛喜、蔡景歷、到仲舉、劉師知等等。在武將方面，陳文帝清剿的幾大地方武裝，都是南方蠻族，此消彼長，北人與南人的矛盾也急劇升溫，侯安都之死，與此也頗有關聯。
因此，陳宣帝面臨兩大問題：一、如何解決僑人為主的門閥士族與南方吳人、蠻族為主的土豪之間的矛盾；二、南陳雖然立國，但外部環境極其險惡，強敵隔江而立，國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禦上的弱點，謀求國家的安全，是陳宣帝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
這兩大問題指向了同一個答案——北伐。
事實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陳、齊兩國就建立了友好關係，而陳、周之間除了華皎謀反的前後三年處於敵對狀態，也基本維持了和平。但南朝的進程反覆證明了我們曾經強調的一個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響南朝的興亡。凡是淮南防線安全的時代，南朝的統治就穩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時期；凡是淮南防線喪失的時代，南朝的統治就混亂，比如南齊後期、侯景之亂以後。另一方面，長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對於江南也很重要，所謂“江左不可無蜀”，失去這兩個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敵人扼住，隨時有窒息的危險。吳明徹進攻後梁，試圖奪回江陵，便是出於這種考量。
也就是說，陳宣帝要想長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軍事上採取以攻為守的方針，要麼聯齊伐周，要麼聯周伐齊，把防線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將南方人控制的土豪軍隊投入使用，從而達到擴大生存空間、緩解內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齊還是伐周，陳國的態度對處於膠著狀態的齊周之爭是個十分關鍵的砝碼。陳宣帝於太建三年（公元571年）遣使北齊，要求聯齊伐周，卻吃了個閉門羹。高緯目光短淺，不思進取，不敢主動進攻北周。而北周則於太建四年派遣杜杲再次出使陳國，提出周、陳合縱攻齊的建議，陳宣帝輕易地就被說動了。
太建五年，陳宣帝決計討伐北齊，出身淮南秦郡（今江蘇六合）的將軍吳明徹的支持最為堅決。尚書左僕射徐陵說：“吳明徹家在淮南，了解當地風俗；當今朝中，若論將才，也無人能出其右。”陳宣帝便以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都官尚書裴忌為副將，領兵十萬，從建康出發，進攻秦郡，另外由都督黃法氍從西線進攻歷陽（今安徽和縣）。
北上的陳軍勢如破竹，在大峴（今安徽含山東北）大破齊軍，拔除了北齊在水中設立的木柵，包圍了秦郡、歷陽等城。
北齊派大將尉破胡、長孫洪略、王琳率軍馳援秦郡，在城外布下方陣，精心挑選了一隊身高體壯的大力士作為前鋒，又派出一名箭術高超的西域胡人在陣前，弦無虛發，架勢十分嚇人。吳明徹對手下勇將蕭摩訶道：“如若干掉那個胡人，就可滅了齊軍的士氣，比得上關雲長斬顏良之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