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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拍馬屁總有點討人嫌,原為齊人的博士淳于越聽不下去了,站起來反對:“我聽說殷周的國運都長達千年,分封子弟與功臣,為中央的輔佐。現在陛下占有海內,子弟卻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沒有輔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制而能長久的,我沒聽說過。現在,周青臣又當面吹捧,以加重陛下之過,他這可不是忠臣啊!”

  秦始皇被潑了一頭冷水,倒也沒怒,他把這問題交給群臣去討論。

  主張郡縣制是李斯堅持的,李斯當然要起來辯護,他滔滔不絕,說了一大篇反覆辟宣言。

  李斯本人雖然也是學者出身,但已蛻變為掌權的政治家,對原先的同類很鄙視,斥之為“愚儒”。他高屋建瓴,不屑於跟儒生們糾纏,只是一句話,就將淳于越等人的意見反駁了回去。

  他說:“五帝的統治術不相重複,三代的統治術不相沿襲,各個都能達到大治。這不是後來者故意要相反,而是時勢發生了變化。今天陛下創始大業,建立萬世之功,其訣竅不是愚儒所能知道的。而且說到三代那麼遠的事,怎麼能去效法呢?”

  他的駁斥,就到此為止,而後突然引申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六國舊時週遊天下的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一說起這個話題,李斯的語氣就很嚴厲,千年之下也能感受到他的那股殺氣。他說:“過去諸侯並爭,所以厚待遊學之士。現在天下已定,法令統一,百姓忙著務農做工,士子都學習法令以避免犯法,而諸生卻薄今厚古,非議當世,迷惑黔首。”

  接著他提出一個震鑠古今的建議:“今皇帝已兼併天下,區別黑白而定於一尊,但民間的私學還在非法教學。上面一有法令下來,他們就用自己所學的那點東西來非議,不僅在家裡嘀咕,還到外面去街談巷議,成群結隊地造謠誹謗。這要是不禁止的話,則朝廷權威下降,在野派將結成死黨。我建議,今後凡《秦記》以外的史書,全部燒毀。如不是博士官,天下其他人不得藏有《詩》《書》和諸子百家著作,應命令地方官把它們全部燒掉。有敢偶語《詩》《書》的,殺頭示眾;敢以古非今的,誅殺三族;官吏知情不舉的,同罪;法令下達三十日官吏不燒的,臉上刻字,罰做苦役。能留下的書籍,只有醫藥、占卜、種樹之書。若有想學法令的,以吏為師。”

  李斯這番話,真是駭人聽聞,與呂不韋的海納百川截然相反。他這是極端功利的法家手段,為了尊重權威,連一般的意識形態、一般的文化教育都要取消了。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個“秦始皇”(5)

  令人費解的是,現在治秦史的專家,多有認為這是有道理的,說是為了結束百家爭鳴,統一法令與思想。還有人舉例說,六國就曾幹過清理圖書的事。

  可是李斯所建議的“焚書”,那可不是清理掉一點禁書,而是要把文化類圖書全銷毀。要看書,就看技術書;要學習,就跟官吏學法律條文。

  這種極端做法,造成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極度緊張。知識分子當然不滿,就不會給政權賣命,還要到處製造不利輿論,使政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秦始皇想不到這些,對李斯言聽計從,於是一道《焚書令》發到全國,民間所有的文化典籍統統被付之一炬。好在中央府庫還有完整的藏書,不過後來也被“不讀書”的項羽在入關後,一把火給燒掉了。

  這個文化斷層,給漢代的文化重建帶來了巨大困難,華夏文化可說是遭到了第一次浩劫。

  可嘆的是,近世居然還有“四人幫”者流,不學中外先進的治國方法,偏偏去效仿李斯的干法,禁絕豐富生動的文化,讓老百姓活得索然無味。學史學到了這個地步,他們的結局,當然也就比李斯強不了多少。

  李斯實際上也是個沒有治國經驗的激進派,視歷代統治術為腐朽過時之物,他以為“法令”能至高無上,取代文化與道德。他又迷信官吏萬能,以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連教師也可以不要了。

  其實法律只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還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圍,天下人如果都成了無知無識、狠如禽獸的亂民,靠法律能鎮得住嗎?官吏也是同樣,不要教育,不講道德,怎麼能有合格的官員?像李斯這種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極端的,思維中缺少一點基本邏輯——他以為,如果一個人吃三張餅能飽,那就直接吃第三張好了,頭兩張餅不吃也罷。

  他提出的焚書,開了人類文化史上的惡例。六國那會兒,君主多少都還標榜自己有文化,貴族交往聚會不念兩句詩是不行的。李斯卻要挖掉人頭腦中的文化,百姓偶爾說兩句《詩》《書》,都要砍腦袋,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會去嗎?

  “焚書”事件後,接著又發生了一樁“坑儒”事件,其案情撲朔迷離,給了秦朝的知識分子最致命的一擊。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碼在中國歷史上無人可比,不僅李斯這類擁護者是這麼認為的,始皇帝本人的感覺也是這樣。那麼,一般人到了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與我們常人操勞衣食、奔走祿位不同,我們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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