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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堅持的一條要求是，歐洲國家不應通過對匯率的操縱來把援助的資金截留在各自國內，他們應當通過貿易來使這些資金流轉起來。這意味著，法國和比利時（當時的比利時是一個工業強國，它還擁有比屬剛果的豐富資源）不可以歧視他國，尤其是德國。荷蘭經濟的半邊天一直由對德貿易來支撐，所以在美國人看來，德國經濟的復甦就成了當務之急。於是，歐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進歐洲的貿易，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促進世界貿易一樣。1950年，為了維持工業出口的增長，魯爾工業區開始囤積原材料，導致德國的新貨幣德國馬克面臨貶值壓力。這時，歐洲支付同盟及時發揮作用，挽救了德國馬克。奇怪的是，儘管美國人擔心歐洲像美國那樣結成一個大市場，可首先提出歐洲貨幣一體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國人。馬歇爾計劃的一位負責人提出，這種貨幣應該稱為歐洲貨幣單元。隨後，韓戰爆發，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開始轉投重整軍備之用。不過在今天，“二戰”後太平洋地區的很多金融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留存了下來。這些組織有成立於1947年旨在促進國際貿易的關貿總協定（GATT），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成立於1951年旨在促進煤炭和鋼鐵聯營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特別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該組織使各國之間的合作達到了頂峰。不久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也於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戰”後的西德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國人汲取了魏瑪共和國的教訓。魏瑪共和國的憲法過於冗長，在比例代表制下沒完沒了地進行選舉，最後竟然選出來一個希特勒。現在，新的基本法（實際上就是憲法）非常簡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時也維護了民眾的利益，比如保護家庭免受過度徵稅的危害。德國聯邦銀行力圖阻止德國人第三次經歷通貨膨脹，他們有效地使儲蓄和投資回歸了良性循環的軌道。1955年，德國的出口早早地超過了英國。在英國，儲蓄和投資的循環並沒有理順。此外，奧地利的經濟發展也非常不錯。戰後的德國具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儘管成百上千萬的難民曾經經歷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經歷，無辜的家庭被迫提著破舊的皮箱離開家園，但他們極少抱怨。來自蘇台德地區的德語居民繼續過他們的生活，努力獲得改善。戰後的德國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說，聯邦德國最終對民主德國形成了一種磁鐵效應，這沒有問題，但這種效應所持續的時間之長還是超出了他的預期。時過境遷後，德國人與波蘭人、捷克人自然就達成了和解。當然，德國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價，失去了民族自信心，這很可能是長期遭受猛烈轟炸的結果。我用下面的話來附議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307]：人們不再唱《甦醒的德國》（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國人已經被它喚醒。
戰後的日本與德國非常相似。一開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非常混亂，日本也像德國一樣遭受了兩年的貧窮。隨後，如同在聯邦德國發生的一樣，管理上的回歸和共產主義的勝利引發了一場反思。1949年，共產黨打贏了中國的國內戰爭，失敗的國民黨部隊在蔣介石的帶領下撤到了中國台灣。這時，美國人制訂了一個復興日本經濟的計劃，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聯邦德國所發生的一樣。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309]在一生當中只做了兩個投資決策。他在1945年買入了日本的債券，然後在1960年賣出，換成黃金，結果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在戰後的幾十年當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復甦則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蘇聯的復甦一方面得益於來自德國的勞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築都是由德國戰俘修建的）和賠償物資，一方面也得益於蘇聯的大規模軍備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後來演變為克格勃）[310]。但是在農業產出方面，蘇聯直到1960年才超過沙皇統治時期。1949年，蘇聯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彈，過了一年，韓戰爆發，冷戰有可能升級為熱戰。實際上，韓戰刺激了國際市場對原材料和德國機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軍事經濟組織（北約是主要代表）更為穩固，並發揮積極作用。進入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分別成為了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一不同尋常的巨大變化遲早將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影響。日本，韓國，甚至包括中國台灣（在1960年，韓國只能出口假髮），連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都走上了自己的發展軌道。中國的成功促進了蘇聯的經濟發展，但蘇聯不久後就解體了。這時，德國終於獲得了統一。盟軍取得勝利的46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297] 即魏瑪共和國政府。
[298] 喬治–亨利·蘇圖（Georges-Henri Soutou，1943— ），歷史學家，1943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
[299] 比利時港口城市，位於比利時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聯邦德國總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國國務卿（1945—1947）。
[302] 德國西南部城市。
[303] 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國首相（1945—1951）。
“二戰”後的西德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國人汲取了魏瑪共和國的教訓。魏瑪共和國的憲法過於冗長，在比例代表制下沒完沒了地進行選舉，最後竟然選出來一個希特勒。現在，新的基本法（實際上就是憲法）非常簡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時也維護了民眾的利益，比如保護家庭免受過度徵稅的危害。德國聯邦銀行力圖阻止德國人第三次經歷通貨膨脹，他們有效地使儲蓄和投資回歸了良性循環的軌道。1955年，德國的出口早早地超過了英國。在英國，儲蓄和投資的循環並沒有理順。此外，奧地利的經濟發展也非常不錯。戰後的德國具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儘管成百上千萬的難民曾經經歷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經歷，無辜的家庭被迫提著破舊的皮箱離開家園，但他們極少抱怨。來自蘇台德地區的德語居民繼續過他們的生活，努力獲得改善。戰後的德國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說，聯邦德國最終對民主德國形成了一種磁鐵效應，這沒有問題，但這種效應所持續的時間之長還是超出了他的預期。時過境遷後，德國人與波蘭人、捷克人自然就達成了和解。當然，德國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價，失去了民族自信心，這很可能是長期遭受猛烈轟炸的結果。我用下面的話來附議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307]：人們不再唱《甦醒的德國》（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國人已經被它喚醒。
戰後的日本與德國非常相似。一開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非常混亂，日本也像德國一樣遭受了兩年的貧窮。隨後，如同在聯邦德國發生的一樣，管理上的回歸和共產主義的勝利引發了一場反思。1949年，共產黨打贏了中國的國內戰爭，失敗的國民黨部隊在蔣介石的帶領下撤到了中國台灣。這時，美國人制訂了一個復興日本經濟的計劃，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聯邦德國所發生的一樣。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309]在一生當中只做了兩個投資決策。他在1945年買入了日本的債券，然後在1960年賣出，換成黃金，結果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在戰後的幾十年當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復甦則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蘇聯的復甦一方面得益於來自德國的勞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築都是由德國戰俘修建的）和賠償物資，一方面也得益於蘇聯的大規模軍備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後來演變為克格勃）[310]。但是在農業產出方面，蘇聯直到1960年才超過沙皇統治時期。1949年，蘇聯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彈，過了一年，韓戰爆發，冷戰有可能升級為熱戰。實際上，韓戰刺激了國際市場對原材料和德國機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軍事經濟組織（北約是主要代表）更為穩固，並發揮積極作用。進入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分別成為了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一不同尋常的巨大變化遲早將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影響。日本，韓國，甚至包括中國台灣（在1960年，韓國只能出口假髮），連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都走上了自己的發展軌道。中國的成功促進了蘇聯的經濟發展，但蘇聯不久後就解體了。這時，德國終於獲得了統一。盟軍取得勝利的46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297] 即魏瑪共和國政府。
[298] 喬治–亨利·蘇圖（Georges-Henri Soutou，1943— ），歷史學家，1943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
[299] 比利時港口城市，位於比利時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聯邦德國總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國國務卿（1945—1947）。
[302] 德國西南部城市。
[303] 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國首相（1945—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