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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位都認為，應該歷史地全面地看人，絕不該這樣亂打一氣。他們相約，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問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覆是：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准了，已報到中央書記處了，沒法改了……胡喬木當即長嘆一聲——“又毀了一個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嘆了一口氣。
胡喬木與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為溫濟澤的的確確是一位好同志。
他們都很了解，1929年，溫濟澤剛讀江蘇省立淮陰中學一年級，就加入了黨的秘密支部領導的文學團體“稚鴻社”。在召開成立會時，溫濟澤和十幾個同學被捕，罪名是“共黨嫌疑犯”。其實這時溫濟澤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經過半年審訊，他以“年齡不足十六歲，不負刑事責任”而被交保釋放。
從此溫濟澤反而決心尋找共產黨，結果加入了共青團。不久，學校將他開除，他改名考進了全國有名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高中部，一面讀書，一面想方設法恢復了不久前被破壞的秘密共青團支部，並被指定為團支部書記。可是只過了三個月，淮陰和揚州兩地的國民黨縣黨部和公安局，就聯合派出軍警來搜捕溫濟澤。在一位老師的保護下，他化裝跑到上海，輾轉進入復旦大學附中，建立了共青團支部，又被指定為支部書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被選為附中學生救國會的執行委員；第二年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他擔任了附中在內的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淞滬抗戰被出賣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並反對上海停戰協定聯合會(簡稱“民聯”)，他被選為這個聯合會的青年部長，接著又兼任江蘇省民聯和全國民聯籌備處的青年部長。1932年7月17日，在參加江蘇省民聯代表大會時溫濟澤和很多同志被捕，被關進蘇州國民黨陸軍軍人監獄，這時他才十八歲。
在監獄中，他被獄中極秘密的共產黨支部吸收入黨，積極投入獄中的對敵鬥爭，同時刻苦學習。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學分類，系統地閱讀了大量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等教科書。經五年苦讀，他對從星雲到太陽系、從無生物到有生物、從猿到人、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將來必會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了粗略但明確的認識。
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他與很多同志被無條件釋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雖然只有二十四歲，而且又剛剛坐了五年監獄，但由於不斷苦學磨礪，一到延安就能大顯身手。
1946年，廖承志當了新華社社長，兩年後，胡喬木邊當毛澤東秘書邊做新華社總編輯，溫濟澤又直接在他們的領導下擔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員會委員。從延安撤退到瓦窯堡堅持廣播，又長途轉戰到太行山的涉縣西戍村，又轉到平山縣的西柏坡，後來又進了北京城，溫濟澤多才多智、謙誠謹慎、工作兢兢業業、無畏艱險犧牲的人品，都給他們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記憶。這樣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黨的敵人”，他們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來，早在建國之初，廖承志改任為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時候，就曾經與梅益和溫濟澤等人語重心長地談過話。他說他有一個希望，就是同志間相處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強團結，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業才能蒸蒸日上。沒想到時隔數載，溫濟澤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邊，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何年何月才能把這樣的同志再拉回來，只能等待著，等待著!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李、溫二位各自走了漫長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區的青龍縣，是長城外的一個窮縣。承德地委書記王克東，本想把李之璉留在地委文教部門干點兒事，以示對這位不幸落難的老同志的照顧；但李之璉執意要到艱苦的農村去，重溫戰爭歲月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魚水情。王克東覺得對這種高要求也不便潑冷水，只得隨其意。
李之璉出了長城才知道，這不但是個窮縣，而且還是個黨政不分的縣：縣委和縣政府共管一個農業部。由於他好賴還是個十三級幹部，比縣長、縣委書記的級別還高，就被分到這個農業部下面還沒配備科長的農業技術推廣科，當了個副科長。連他在內，一共只有九個人，其他人都是農業大學或農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
他決心從頭學起：向這些農業技術員學，向農民學，也向老伴從北京寄來的農業院校教科書學。
1960年春天，他跟隨一位不是共產黨員的副縣長下放到一個公社，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候縣裡的幹部下鄉都不帶行李，都由當地生產隊幹部向社員家庭借用。李之璉為不給社員們添麻煩，不論走到哪兒，都自己背著行李卷，像戰爭年代腿動人搬家一樣。“三同”期滿快回縣上時，社員們說什麼也要把他評為“五好社員”，有幾位老農還流著淚盼望他們日後再來，說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敗了老蔣以後這些年來，“像這樣的老八路難得見著哩!”
就憑這，加上日常在推廣科的團結同志、刻苦鑽研和出色的領導工作，他又被評為“五好幹部”。為此，推廣科的黨小組長挨了上面一頓 ：“屁股坐到哪兒去啦?‘右派分子’與‘五好幹部’能混為一談嗎?!”
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覆是：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准了，已報到中央書記處了，沒法改了……胡喬木當即長嘆一聲——“又毀了一個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嘆了一口氣。
胡喬木與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為溫濟澤的的確確是一位好同志。
他們都很了解，1929年，溫濟澤剛讀江蘇省立淮陰中學一年級，就加入了黨的秘密支部領導的文學團體“稚鴻社”。在召開成立會時，溫濟澤和十幾個同學被捕，罪名是“共黨嫌疑犯”。其實這時溫濟澤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經過半年審訊，他以“年齡不足十六歲，不負刑事責任”而被交保釋放。
從此溫濟澤反而決心尋找共產黨，結果加入了共青團。不久，學校將他開除，他改名考進了全國有名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高中部，一面讀書，一面想方設法恢復了不久前被破壞的秘密共青團支部，並被指定為團支部書記。可是只過了三個月，淮陰和揚州兩地的國民黨縣黨部和公安局，就聯合派出軍警來搜捕溫濟澤。在一位老師的保護下，他化裝跑到上海，輾轉進入復旦大學附中，建立了共青團支部，又被指定為支部書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被選為附中學生救國會的執行委員；第二年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他擔任了附中在內的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淞滬抗戰被出賣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並反對上海停戰協定聯合會(簡稱“民聯”)，他被選為這個聯合會的青年部長，接著又兼任江蘇省民聯和全國民聯籌備處的青年部長。1932年7月17日，在參加江蘇省民聯代表大會時溫濟澤和很多同志被捕，被關進蘇州國民黨陸軍軍人監獄，這時他才十八歲。
在監獄中，他被獄中極秘密的共產黨支部吸收入黨，積極投入獄中的對敵鬥爭，同時刻苦學習。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學分類，系統地閱讀了大量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等教科書。經五年苦讀，他對從星雲到太陽系、從無生物到有生物、從猿到人、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將來必會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了粗略但明確的認識。
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他與很多同志被無條件釋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雖然只有二十四歲，而且又剛剛坐了五年監獄，但由於不斷苦學磨礪，一到延安就能大顯身手。
1946年，廖承志當了新華社社長，兩年後，胡喬木邊當毛澤東秘書邊做新華社總編輯，溫濟澤又直接在他們的領導下擔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員會委員。從延安撤退到瓦窯堡堅持廣播，又長途轉戰到太行山的涉縣西戍村，又轉到平山縣的西柏坡，後來又進了北京城，溫濟澤多才多智、謙誠謹慎、工作兢兢業業、無畏艱險犧牲的人品，都給他們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記憶。這樣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黨的敵人”，他們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來，早在建國之初，廖承志改任為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時候，就曾經與梅益和溫濟澤等人語重心長地談過話。他說他有一個希望，就是同志間相處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強團結，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業才能蒸蒸日上。沒想到時隔數載，溫濟澤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邊，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何年何月才能把這樣的同志再拉回來，只能等待著，等待著!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李、溫二位各自走了漫長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區的青龍縣，是長城外的一個窮縣。承德地委書記王克東，本想把李之璉留在地委文教部門干點兒事，以示對這位不幸落難的老同志的照顧；但李之璉執意要到艱苦的農村去，重溫戰爭歲月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魚水情。王克東覺得對這種高要求也不便潑冷水，只得隨其意。
李之璉出了長城才知道，這不但是個窮縣，而且還是個黨政不分的縣：縣委和縣政府共管一個農業部。由於他好賴還是個十三級幹部，比縣長、縣委書記的級別還高，就被分到這個農業部下面還沒配備科長的農業技術推廣科，當了個副科長。連他在內，一共只有九個人，其他人都是農業大學或農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
他決心從頭學起：向這些農業技術員學，向農民學，也向老伴從北京寄來的農業院校教科書學。
1960年春天，他跟隨一位不是共產黨員的副縣長下放到一個公社，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候縣裡的幹部下鄉都不帶行李，都由當地生產隊幹部向社員家庭借用。李之璉為不給社員們添麻煩，不論走到哪兒，都自己背著行李卷，像戰爭年代腿動人搬家一樣。“三同”期滿快回縣上時，社員們說什麼也要把他評為“五好社員”，有幾位老農還流著淚盼望他們日後再來，說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敗了老蔣以後這些年來，“像這樣的老八路難得見著哩!”
就憑這，加上日常在推廣科的團結同志、刻苦鑽研和出色的領導工作，他又被評為“五好幹部”。為此，推廣科的黨小組長挨了上面一頓 ：“屁股坐到哪兒去啦?‘右派分子’與‘五好幹部’能混為一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