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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堅持清代是什麼“階級國家”的話（雖然以二十世紀的經驗看來這一點也不無疑問），我們也可以說，其政策可能並不是向“富人”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無論是在追討舊債，[69]還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戶”都是很難如願，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們一邊的。[70]
以上史實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謂“大地主”）已橫亘在政府與萬民之間，早晚要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清理對象。這不但是邏輯使然，事實上，二百年以後國民黨、共產黨即分別實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業政策和工業發展
但不管我們把清史說得多好，有一件事卻是不能迴避的，這就是清代沒有能實現“現代化”，沒能把中國經濟引入“機器工業”的發展階段。這些說法也許不錯，但要把它歸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責”，一切評價都以曾否“工業化”（“自行實現資本主義”）為轉移，必將會帶來極大的認識偏差。至少，會把本文中談到的大多數問題置於被忽視的地步。
現在已有研究發現，清代中國是有著自己的“工業”和“工業區”的。[71]李伯重寫道，世界先進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早期工業化階段”。正如美國經濟學者諾斯（North）所說：“工業革命並非與我們有時所認為的那種與過去根本決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漸進性變化的積累”。它經歷過一個“農村家庭工業時期”，其特點就是農村家庭手工業並未脫離農業，且大多與紡織業有關；其中商業性手工業生產的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家庭手工業由原來的農家副業的變成了主業。這也被稱為“原始工業化”，雖然並不能必然導致近代工業化的出現，但已構成了它的一個先行階段。[72]
事實上已有許多例證表明，清代十八世紀，在長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的生產經營中，傳統工業的地位已遠遠超出了其農業部分；在這一地區，農村工業已不是什麼“副業”，而是主業和正業；這樣的農民，亦工亦農，與其稱之為“農民”，還不如稱之為兼營農業的“工人”更為切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稱為“（傳統）工業區”，而不再簡單地把它與其他農作地區等同看待。無疑，它的出現應被視為清代經濟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許還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中國在清代已經超出基本食用品生產的階段，而跨入更高的階梯，這就是全面發展經濟，並亟需從工業的發展中去謀求出路這樣一種新的階段。
換句話說，中國的“工業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後才從國外輸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紀某一時代的新鮮主張；它是立足於中國自身發展基礎之上的一個要求，在歷史上至遲到十八世紀即已出現。[73]
因此，清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工業區”，乃是中國自身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的最高階段——“發達階段”的一個體現。其實不因外國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國沒有而“非”。
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地方相繼實現了現代工業化，在原有的“手工業”與“機械工業”之間，並沒發現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其領先地區即是江南；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以後，又是江南地區掀起了最大的鄉村工業化的浪潮。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經超出了一般農業的範圍。中國古代的所謂“四職”，原本只有“三農”是農業，其他三者都是農業以外的經營。[74]這與秦漢以後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但不管怎樣，數職“兼修”就必然會擴展到農業以外。於是在前述農業經營的範圍之外，不但紡織等手工業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礦業政策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所有這些，也無例外地發生在乾隆初年，並和當時的總體設想有著緊密關聯。[75]
既已涉及工業發展和工業政策，就還有許多問題不能迴避。例如，國家財政問題、[76]工業思想及其導向問題、[77]尚奢尚儉問題，[78]農民就業轉移問題、[79]保護私有產權問題，2……等等，都是我們二十世紀耳熟能詳，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對的問題。
綜括十八世紀清人的努力，並不是所謂“昏君”、“佞臣”、“劣紳”或“愚民”所能解釋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門裡都充滿了“學問”（而非權術）。當然它不是什麼“經學”或“考據學”，而是儒家正宗的“經世之學”，亦即後來曾國藩、張之洞所說的“經濟”之學，它已構成一個“十八世紀經世學派”。[80]它所留下的遺產，不僅惠及十九世紀經世學派，無形之中，二十世紀的後人也受到他們巨大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承認。
結語——兼論如何修訂我們的近現代史觀
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做了這樣一番對比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可能就是“修改歷史觀”這樣一個大問題了。
以上史實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謂“大地主”）已橫亘在政府與萬民之間，早晚要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清理對象。這不但是邏輯使然，事實上，二百年以後國民黨、共產黨即分別實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業政策和工業發展
但不管我們把清史說得多好，有一件事卻是不能迴避的，這就是清代沒有能實現“現代化”，沒能把中國經濟引入“機器工業”的發展階段。這些說法也許不錯，但要把它歸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責”，一切評價都以曾否“工業化”（“自行實現資本主義”）為轉移，必將會帶來極大的認識偏差。至少，會把本文中談到的大多數問題置於被忽視的地步。
現在已有研究發現，清代中國是有著自己的“工業”和“工業區”的。[71]李伯重寫道，世界先進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早期工業化階段”。正如美國經濟學者諾斯（North）所說：“工業革命並非與我們有時所認為的那種與過去根本決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漸進性變化的積累”。它經歷過一個“農村家庭工業時期”，其特點就是農村家庭手工業並未脫離農業，且大多與紡織業有關；其中商業性手工業生產的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家庭手工業由原來的農家副業的變成了主業。這也被稱為“原始工業化”，雖然並不能必然導致近代工業化的出現，但已構成了它的一個先行階段。[72]
事實上已有許多例證表明，清代十八世紀，在長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的生產經營中，傳統工業的地位已遠遠超出了其農業部分；在這一地區，農村工業已不是什麼“副業”，而是主業和正業；這樣的農民，亦工亦農，與其稱之為“農民”，還不如稱之為兼營農業的“工人”更為切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稱為“（傳統）工業區”，而不再簡單地把它與其他農作地區等同看待。無疑，它的出現應被視為清代經濟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許還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中國在清代已經超出基本食用品生產的階段，而跨入更高的階梯，這就是全面發展經濟，並亟需從工業的發展中去謀求出路這樣一種新的階段。
換句話說，中國的“工業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後才從國外輸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紀某一時代的新鮮主張；它是立足於中國自身發展基礎之上的一個要求，在歷史上至遲到十八世紀即已出現。[73]
因此，清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工業區”，乃是中國自身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的最高階段——“發達階段”的一個體現。其實不因外國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國沒有而“非”。
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地方相繼實現了現代工業化，在原有的“手工業”與“機械工業”之間，並沒發現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其領先地區即是江南；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以後，又是江南地區掀起了最大的鄉村工業化的浪潮。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經超出了一般農業的範圍。中國古代的所謂“四職”，原本只有“三農”是農業，其他三者都是農業以外的經營。[74]這與秦漢以後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但不管怎樣，數職“兼修”就必然會擴展到農業以外。於是在前述農業經營的範圍之外，不但紡織等手工業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礦業政策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所有這些，也無例外地發生在乾隆初年，並和當時的總體設想有著緊密關聯。[75]
既已涉及工業發展和工業政策，就還有許多問題不能迴避。例如，國家財政問題、[76]工業思想及其導向問題、[77]尚奢尚儉問題，[78]農民就業轉移問題、[79]保護私有產權問題，2……等等，都是我們二十世紀耳熟能詳，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對的問題。
綜括十八世紀清人的努力，並不是所謂“昏君”、“佞臣”、“劣紳”或“愚民”所能解釋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門裡都充滿了“學問”（而非權術）。當然它不是什麼“經學”或“考據學”，而是儒家正宗的“經世之學”，亦即後來曾國藩、張之洞所說的“經濟”之學，它已構成一個“十八世紀經世學派”。[80]它所留下的遺產，不僅惠及十九世紀經世學派，無形之中，二十世紀的後人也受到他們巨大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承認。
結語——兼論如何修訂我們的近現代史觀
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做了這樣一番對比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可能就是“修改歷史觀”這樣一個大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