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頁
（13） 如李中清認為，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於0.5‰，遠低於其他地區和國家，《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65頁；而作為對立一派的曹樹基在這一點上則與之持有近似的論點，認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其年平均增長率不足7‰，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頁；我之所以不大同意的理由，特別是從經濟史的觀察，參見《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
（14）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譯本，三聯書店2000年版。（以下簡稱《人類的四分之一》），第54頁、第81頁、第156頁、第10頁；按：該書英文版出版於1999年。
（15） 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中國學術》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1頁。
（16）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73頁。
（17）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31頁。
（18）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37頁。
（19） 《墮胎、避孕與絕育》。
（20） 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載《中國學術》2000年第3期。
（21）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89～90頁、第84～85頁。
（22） 於允科先生、符友豐教授、李零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23）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73頁。
（24） 參見高王凌：《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參見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頁。
（26） 在讀了本文的草稿後，夏明方教授告訴我說（2003年6月），費孝通即曾指出，在廣西的一些地方，“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這樣他們就“使人口安定在不會增加的水準上”，引文見《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頁。
（27）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23頁。
（28）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頁。
（29） 陳意新、曹樹基：《尊重中國人口史的真實》（未刊稿）。
（30） 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評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清代以來中國人口的研究》，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啟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說；之後，汪士鐸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說，二者皆有所見而發，參見吳申元：《中國人口思想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第237頁。
（32）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56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許多知識青年在插隊的村莊，也都發現人口大約增加了一倍的現象。
（33） 《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
（34） 《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36）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65頁。
（37）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35頁、第836頁。
（38）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216頁。
（39）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32頁。
（40） 參見高王凌：《關於“清代人口研究”的幾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評》（《清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2期）、《十八世紀中國人口的增長和清政府的農業經濟對策》（1981年第一次全國清史討論會論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參見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1983年南京人口會議論文，《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數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節），《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在南京會議上山西醫學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來測算清初人口，當然他的統計在方法上就更為嚴密。
（42）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70頁。
（43）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47頁。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見《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77頁。
（45） 參見《“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
（46） 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譯本，中華書局1989年版，多處。
（47） 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關“工業”的概念和清代工業的發展，以及江南（傳統）“工業區”的出現，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1987年秋季號；《關於康乾盛世的幾個問題》，載《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4期；《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關於的“原始工業化”提法，見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第九章；據說在這之前，還有伊懋可和不少學者都採納了這一術語，見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第34頁。
（14）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譯本，三聯書店2000年版。（以下簡稱《人類的四分之一》），第54頁、第81頁、第156頁、第10頁；按：該書英文版出版於1999年。
（15） 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中國學術》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1頁。
（16）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73頁。
（17）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31頁。
（18）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37頁。
（19） 《墮胎、避孕與絕育》。
（20） 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載《中國學術》2000年第3期。
（21）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89～90頁、第84～85頁。
（22） 於允科先生、符友豐教授、李零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23） 《墮胎、避孕與絕育》，第73頁。
（24） 參見高王凌：《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參見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頁。
（26） 在讀了本文的草稿後，夏明方教授告訴我說（2003年6月），費孝通即曾指出，在廣西的一些地方，“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這樣他們就“使人口安定在不會增加的水準上”，引文見《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頁。
（27）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23頁。
（28）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頁。
（29） 陳意新、曹樹基：《尊重中國人口史的真實》（未刊稿）。
（30） 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評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清代以來中國人口的研究》，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啟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說；之後，汪士鐸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說，二者皆有所見而發，參見吳申元：《中國人口思想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第237頁。
（32）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56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許多知識青年在插隊的村莊，也都發現人口大約增加了一倍的現象。
（33） 《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
（34） 《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中國歷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談話，2003年3月。
（36）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65頁。
（37）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35頁、第836頁。
（38）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216頁。
（39）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32頁。
（40） 參見高王凌：《關於“清代人口研究”的幾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評》（《清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2期）、《十八世紀中國人口的增長和清政府的農業經濟對策》（1981年第一次全國清史討論會論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參見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1983年南京人口會議論文，《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數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節），《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在南京會議上山西醫學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來測算清初人口，當然他的統計在方法上就更為嚴密。
（42） 《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第870頁。
（43） 《人類的四分之一》，第47頁。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見《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77頁。
（45） 參見《“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
（46） 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譯本，中華書局1989年版，多處。
（47） 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關“工業”的概念和清代工業的發展，以及江南（傳統）“工業區”的出現，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1987年秋季號；《關於康乾盛世的幾個問題》，載《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4期；《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關於的“原始工業化”提法，見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第九章；據說在這之前，還有伊懋可和不少學者都採納了這一術語，見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