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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的研究主要還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或更多地強調經濟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從各個方面去進一步尋求各地區人口增長（或不增長）的具體原因（25）。在以後的教學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學們談及此點。實際上，在各地區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人口狀況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覺和不自覺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著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廣西等一些地區是怎樣實現其人口的“零增長”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盡力想辦法找出它們，而不是將之“置之度外”。
二、關於中國人口增長率
據說，上述有效的人口機制，導致了中國婦女的已婚生育率較低（大約只有6個以下，同樣條件下的歐洲婦女卻有將近9個）（27），本節接下來想討論的是，這樣一個結論將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婦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如有學者以為，只能將3.66當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每一婦女養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學者提出，傳統中國在計劃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國婦女只少生1.5個孩子，相差不多（29）；或實際生育率為8個孩子，與西歐婦女的生育率沒有根本的差別（30）。但我以為，這裡問題的關鍵不僅在該數值的正確與否，而在於它將會導致出一個怎樣的人口增長率？
在我看來，中國婦女若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個精確的模型計算它將達到怎樣的年遞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擔。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奪去一半兒童的生命，我估計，在二三十年間，人口仍將有加倍的增長。如清人洪亮吉云：設有男子一人，娶婦生子，以“生三計之”（即一變為五矣），“子各娶婦即有八人”，將復生孫九人（即八變十七矣）；故云戶口“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這5至6個孩子的所謂“低生育率”，已經達到了中國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長率高達20‰（32）；這哪裡是什麼“低速成長”了（33）？豈不仍可視為沒有節制的生育（34）？
當然，我這裡所作的，還算不得什麼“科學論證”，而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至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數學模型，對其加以計算，也有令人可慮之處。如有學者指出，鑑於中國人口史料本身的嚴重缺陷及“修復”上的困難，因此不能把它作為嚴肅“科學分析”對象；如若硬把它們放在一起，將會產生“不倫不類”的結果（35）。
這一個論點，還將暴露如下的潛在問題，——即與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長”論發生衝突。
以清代人口增長為例，李中清認為，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於0.5‰，遠低於其他地區和國家（36）。而作為對立一派的曹樹基在這一點上則與之持有近似的論點，認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其年平均增長率不足7‰，而從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長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們感覺不到人口增長的速度，只能感覺到其增長的總量（37）。
這樣說來，在人口的增長率與婦女的生育率之間，不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又怎樣才能自圓其說？
要麼，是二者之中有一個發生了問題，要麼就是兩者都有錯誤。在本節的最後部分，我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圖表早已受到識者的批評，認為不應刪去其間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起義和光緒年間華北的旱災）。同樣，明清之際中國人口曾有相當大幅度的下降，也不應當忽視。對於這一時期的人口數量，李中清認為，1700年中國大約有1.6億（38）；曹樹基則認為，在這之前的1688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1.6億（39），正是這兩個數值，導致了他們得出了中國人口維持“低增長”的結論。
顯然，這裡問題的關鍵就是清代初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鑑於清初近一百年時間裡政府只有人丁編審，沒有人口統計，如何“以丁折口”，就成為一個難度既大爭議復多的問題。在捨棄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後，筆者曾經使用“回測”（或曰“倒推”）的方法，對清初中國人口數字作出估算（40）。
為什麼不使用“預測”而採用“回測”？這主要是因為明代人口數字無法利用，而其後相鄰的乾隆年間數字則相對可靠一些。但問題是，應當採用乾隆年間哪一個數值作為基點？又應採用哪一個增長率作為依據？從計算方法上說，這兩個數據缺一不可，但其間爭議卻也不小。前邊所說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說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國人口會議曾討論過這一問題。葛劍雄曾表示，他的漢代數字，就是根據對清代的這一認識得來的，或可考慮修正。筆者的觀點是，清代乾隆年間（從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數字）的人口年增長率為13‰左右。而出於種種原因，康熙、雍正年間的增長率可能更高，也許達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別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間）。於是，以此“回測”計算出1700年中國大約有一億人。上述增長率是否過高？在歷史上有沒有過“先例”？實際上，漢代從公元57年至157年約一個世紀間，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曾達到9.9‰；宋代從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餘年間，戶數年增長率也曾達到14.4‰（同期人口增長率為10.2‰）。可見並沒有什麼稀奇（41）。
二、關於中國人口增長率
據說，上述有效的人口機制，導致了中國婦女的已婚生育率較低（大約只有6個以下，同樣條件下的歐洲婦女卻有將近9個）（27），本節接下來想討論的是，這樣一個結論將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婦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如有學者以為，只能將3.66當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每一婦女養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學者提出，傳統中國在計劃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國婦女只少生1.5個孩子，相差不多（29）；或實際生育率為8個孩子，與西歐婦女的生育率沒有根本的差別（30）。但我以為，這裡問題的關鍵不僅在該數值的正確與否，而在於它將會導致出一個怎樣的人口增長率？
在我看來，中國婦女若一生只生五六個孩子。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個精確的模型計算它將達到怎樣的年遞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擔。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奪去一半兒童的生命，我估計，在二三十年間，人口仍將有加倍的增長。如清人洪亮吉云：設有男子一人，娶婦生子，以“生三計之”（即一變為五矣），“子各娶婦即有八人”，將復生孫九人（即八變十七矣）；故云戶口“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這5至6個孩子的所謂“低生育率”，已經達到了中國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長率高達20‰（32）；這哪裡是什麼“低速成長”了（33）？豈不仍可視為沒有節制的生育（34）？
當然，我這裡所作的，還算不得什麼“科學論證”，而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至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數學模型，對其加以計算，也有令人可慮之處。如有學者指出，鑑於中國人口史料本身的嚴重缺陷及“修復”上的困難，因此不能把它作為嚴肅“科學分析”對象；如若硬把它們放在一起，將會產生“不倫不類”的結果（35）。
這一個論點，還將暴露如下的潛在問題，——即與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長”論發生衝突。
以清代人口增長為例，李中清認為，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於0.5‰，遠低於其他地區和國家（36）。而作為對立一派的曹樹基在這一點上則與之持有近似的論點，認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其年平均增長率不足7‰，而從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長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們感覺不到人口增長的速度，只能感覺到其增長的總量（37）。
這樣說來，在人口的增長率與婦女的生育率之間，不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又怎樣才能自圓其說？
要麼，是二者之中有一個發生了問題，要麼就是兩者都有錯誤。在本節的最後部分，我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圖表早已受到識者的批評，認為不應刪去其間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起義和光緒年間華北的旱災）。同樣，明清之際中國人口曾有相當大幅度的下降，也不應當忽視。對於這一時期的人口數量，李中清認為，1700年中國大約有1.6億（38）；曹樹基則認為，在這之前的1688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1.6億（39），正是這兩個數值，導致了他們得出了中國人口維持“低增長”的結論。
顯然，這裡問題的關鍵就是清代初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鑑於清初近一百年時間裡政府只有人丁編審，沒有人口統計，如何“以丁折口”，就成為一個難度既大爭議復多的問題。在捨棄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後，筆者曾經使用“回測”（或曰“倒推”）的方法，對清初中國人口數字作出估算（40）。
為什麼不使用“預測”而採用“回測”？這主要是因為明代人口數字無法利用，而其後相鄰的乾隆年間數字則相對可靠一些。但問題是，應當採用乾隆年間哪一個數值作為基點？又應採用哪一個增長率作為依據？從計算方法上說，這兩個數據缺一不可，但其間爭議卻也不小。前邊所說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說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國人口會議曾討論過這一問題。葛劍雄曾表示，他的漢代數字，就是根據對清代的這一認識得來的，或可考慮修正。筆者的觀點是，清代乾隆年間（從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數字）的人口年增長率為13‰左右。而出於種種原因，康熙、雍正年間的增長率可能更高，也許達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別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間）。於是，以此“回測”計算出1700年中國大約有一億人。上述增長率是否過高？在歷史上有沒有過“先例”？實際上，漢代從公元57年至157年約一個世紀間，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曾達到9.9‰；宋代從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餘年間，戶數年增長率也曾達到14.4‰（同期人口增長率為10.2‰）。可見並沒有什麼稀奇（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