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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從清史解讀當代》一文的解讀
我對清代經濟政策的研究，始於1982年，研究生畢業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時間了。
很長時間，我都不看好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書（《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著的傳統》）。在那些近於晦澀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國若干所大學的演講），都沒有提及當代，只是在講清史（當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兩位老友和華府的兩個對華顧問，他們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這篇文字“看不懂”並沒什麼奇怪，它確實“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為就要回到80年代。這是解讀它的一個切入點。
因為“時過境遷”，許多已經不是“時代問題”，而成為“歷史問題”。它已是一段歷史，和歷史的思考。
另外，並非每個人都關心農業問題，即使在那個“農村”成為一切問題的核心，成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關心它。我們總不能說那些人是“為學術而學術”，是為“混飯吃”，“為稻粱謀”。何況在這之外，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呢！
在課堂上，我不得不講述這段歷史，但也儘可能避開它，寧可講些別的。
只是到最近幾年，因為友人唐曉峰迴憶起過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說不定那篇文字，在當初還是有些價值的。退休以後，我整理舊檔，找到了“帶頭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過如此。
最近，因為另一篇稿子，吳思先生給我“出題”，我才寫了這篇文章。才把許多話說的這樣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歷史聯繫起來（所謂“三百年為一個歷史”），點明“古今”之間的關係，給它一個“定位”。
30年了，才達到這樣一個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麼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離）。學問，需要“積澱”，這也算是一個例證。
這樣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沒關係。它本身已是歷史，跟當下各位必須表態的事情不同，我也不會給您扣一頂“不想當明白人”的大帽子。
儘管我覺得它很重要，認為這是近三百年中國經濟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關節之一。在我之前，還沒有人把它揭示出來，也許這就是這篇文字的意義所在。儘管我卻一直以為自己沒什麼……
這些，就算是一點兒“多餘的話”吧！
“神來之筆”
俗話說：“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的這篇文字（《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從清代農業政策看當代農村變革》）發表以後，按照“慣例”，挨一夥妄人的罵是免不了的（參見網易博客），倒也著實受到一些好評。
比如，財經博客上說：“拜讀，超級受益”（《財經網》網友）；“好文啊好文，有諾斯之宏遠視界”（whtclement）。網易博客：“說得很有道理，支持，真是個有眼光的高人”（職業操盤手）；“這些事都是總理級別的人考慮的，不可能大多數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時間有一位年齡相仿的教授打電話來，把文章誇了一頓，說什麼獨自立意，獨立思考，不追隨外人，云云。一位老輩學者看了以後，大聲對我說：好！好！這是你寫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幾個舉證（50年代以來），都讓人無話可說。
（悄悄說，那篇《憶發展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還要強調，所謂“墾政”、“農政”、“糧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識形態，無論誰上台執政，都不能迴避的國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許也可稱為“時代意見”），重點是在所謂“多種經營”，關鍵認識則在“土地開墾”。
如果說有什麼“神來之筆”，乃是指這一句：農業學大寨，開山造地，各地退經還糧，恐怕仍然是“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仍然是一種“開荒”。
這體現出內心深處對土地開墾的執著，仍是囿於清代以前各朝的經驗。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過的認識，從來還沒人說起。
另一個詞句仍是與此有關，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為以前所無。
清代皇帝不是“尋章摘句”的士子，而是身兼“總統”“總理”二職於一身的國家元首。認定一個道理，不計俗人所謂對錯，不管細節有無出入，有思想有決斷，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終於形成經濟史上的一段佳話。
明明還有荒地可以開墾，卻一口咬定沒有，第一，（消極地說）並不為了增加稅收；第二，（積極一面）使農業發展轉入下一個層次，這是何等的見識，何等的擔當！
所以昨日我在有關政治理念的一個採訪中說，（將來）我寧可活在這樣的領導人之下（如康熙老爺爺），而不要去“關心政治”。也就難怪在採訪者看來，這確是“一個人的戰爭”了！
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
近些年來，中國歷史人口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不但拓寬了舊有的研究領域，使其踏入更為細緻深入的層面，而且就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和展開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學術爭論。這對沉寂的學界來說，大約也是一個“異數”。本文無意對此作出全面評價，只打算就其中一些問題，特別是圍繞著《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一書的爭論，談幾點看法。
我對清代經濟政策的研究，始於1982年，研究生畢業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時間了。
很長時間，我都不看好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書（《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著的傳統》）。在那些近於晦澀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國若干所大學的演講），都沒有提及當代，只是在講清史（當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兩位老友和華府的兩個對華顧問，他們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這篇文字“看不懂”並沒什麼奇怪，它確實“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為就要回到80年代。這是解讀它的一個切入點。
因為“時過境遷”，許多已經不是“時代問題”，而成為“歷史問題”。它已是一段歷史，和歷史的思考。
另外，並非每個人都關心農業問題，即使在那個“農村”成為一切問題的核心，成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關心它。我們總不能說那些人是“為學術而學術”，是為“混飯吃”，“為稻粱謀”。何況在這之外，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呢！
在課堂上，我不得不講述這段歷史，但也儘可能避開它，寧可講些別的。
只是到最近幾年，因為友人唐曉峰迴憶起過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說不定那篇文字，在當初還是有些價值的。退休以後，我整理舊檔，找到了“帶頭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過如此。
最近，因為另一篇稿子，吳思先生給我“出題”，我才寫了這篇文章。才把許多話說的這樣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歷史聯繫起來（所謂“三百年為一個歷史”），點明“古今”之間的關係，給它一個“定位”。
30年了，才達到這樣一個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麼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離）。學問，需要“積澱”，這也算是一個例證。
這樣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沒關係。它本身已是歷史，跟當下各位必須表態的事情不同，我也不會給您扣一頂“不想當明白人”的大帽子。
儘管我覺得它很重要，認為這是近三百年中國經濟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關節之一。在我之前，還沒有人把它揭示出來，也許這就是這篇文字的意義所在。儘管我卻一直以為自己沒什麼……
這些，就算是一點兒“多餘的話”吧！
“神來之筆”
俗話說：“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的這篇文字（《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從清代農業政策看當代農村變革》）發表以後，按照“慣例”，挨一夥妄人的罵是免不了的（參見網易博客），倒也著實受到一些好評。
比如，財經博客上說：“拜讀，超級受益”（《財經網》網友）；“好文啊好文，有諾斯之宏遠視界”（whtclement）。網易博客：“說得很有道理，支持，真是個有眼光的高人”（職業操盤手）；“這些事都是總理級別的人考慮的，不可能大多數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時間有一位年齡相仿的教授打電話來，把文章誇了一頓，說什麼獨自立意，獨立思考，不追隨外人，云云。一位老輩學者看了以後，大聲對我說：好！好！這是你寫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幾個舉證（50年代以來），都讓人無話可說。
（悄悄說，那篇《憶發展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還要強調，所謂“墾政”、“農政”、“糧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識形態，無論誰上台執政，都不能迴避的國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許也可稱為“時代意見”），重點是在所謂“多種經營”，關鍵認識則在“土地開墾”。
如果說有什麼“神來之筆”，乃是指這一句：農業學大寨，開山造地，各地退經還糧，恐怕仍然是“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仍然是一種“開荒”。
這體現出內心深處對土地開墾的執著，仍是囿於清代以前各朝的經驗。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過的認識，從來還沒人說起。
另一個詞句仍是與此有關，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為以前所無。
清代皇帝不是“尋章摘句”的士子，而是身兼“總統”“總理”二職於一身的國家元首。認定一個道理，不計俗人所謂對錯，不管細節有無出入，有思想有決斷，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終於形成經濟史上的一段佳話。
明明還有荒地可以開墾，卻一口咬定沒有，第一，（消極地說）並不為了增加稅收；第二，（積極一面）使農業發展轉入下一個層次，這是何等的見識，何等的擔當！
所以昨日我在有關政治理念的一個採訪中說，（將來）我寧可活在這樣的領導人之下（如康熙老爺爺），而不要去“關心政治”。也就難怪在採訪者看來，這確是“一個人的戰爭”了！
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
近些年來，中國歷史人口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不但拓寬了舊有的研究領域，使其踏入更為細緻深入的層面，而且就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和展開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學術爭論。這對沉寂的學界來說，大約也是一個“異數”。本文無意對此作出全面評價，只打算就其中一些問題，特別是圍繞著《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一書的爭論，談幾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