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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開始慶幸中國有個李鴻章。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十一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聞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悲慟欲絕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經穿上壽衣臥於病榻上的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微微顫抖,兩行清淚緩緩滾出。匆忙趕來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李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須臾氣絕。

  李鴻章病危的時候,慈禧正結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傳來李鴻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慈禧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幾天之後,李鴻章去世的噩耗傳來之時,慈禧和光緒泣不成聲,隨行人員“無不擁顧錯愕,驟失倚恃者”。

  作為一個王朝的柱石,這是多麼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這個王朝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他。

  李鴻章,千瘡百孔的清王朝最後的一點體面,疲弱無力的清政府的最後一張王牌,去了,他為之操勞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後十年也壽終正寢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贏得尊重

  史學家唐德剛說:“李鴻章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最出色的”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一個是周恩來,顧維鈞算半個)”。

  沒有鬥爭就沒有合作,合作從來都是在鬥爭中進行的。當然,鬥爭的目的還是為了合作。合作與鬥爭,要把握好一個度,尤其是對於外交。

  李鴻章在外交上是一個非常懂得通過鬥爭贏得尊重,並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後,從未跟洋人打過交道的李鴻章就必須立即面對洋人。為此,他屢次寫信給曾國藩,認為上海的官紳“媚夷”,“失之過弱”;而一些反對者則“失之過剛”,表示他的原則是“調濟於剛柔之間”。他進一步認為,“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慮在西人。堂堂華夏,積弱至此,豈一人一時所致!”“我能自強,則彼族不敢妄生覬覦,否則後患不可思議也。”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先進的。對洋人,他想在剛柔之間、籠絡與控制之間搞平衡。

  長久妄自尊大、與世隔絕的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於“洋務”,所以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從當上直隸總督起,他越來越多地參與全國外交決策,處理各種複雜外交問題。

  李鴻章的外交生涯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與外國人的談判桌上據理力爭,甚至讓外國人屢次碰壁的李鴻章,同樣為洋人所倚重,因為在洋人眼裡,在清政府當中,唯有李鴻章能就一些關鍵問題拍板,也唯有李鴻章最懂外交的規則。所以,在外交方面,不僅清政府倚重李鴻章,洋人同樣也倚重李鴻章。

  李鴻章剛柔並濟的外交,讓他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外交特點。有兩則故事很能說明李鴻章的外交風格。

  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這天,外國使節紛紛來到總督衙門向他道賀。大家入座後,好長時間也不見李鴻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煩了,李鴻章才不緊不慢地踱入客廳,向各位使節打了個招呼,便招手讓隨從替他脫去外衣,另換一套。他一邊同洋人說著話,一邊慢騰騰地伸出胳膊,讓隨從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無人。邊說還邊比比畫畫,說到興奮處,他手勢不斷,隨從們只好在一邊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換了半個多小時。各國使節沒有辦法,耐心地領受這位總督新的外交“規矩”。

  李鴻章還定過一個規矩。在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之前,總督衙門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外國使節到來,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來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僅這一項開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幾千兩銀子。到李鴻章做總督,等到酒果端上來,李鴻章當著公使們的面,揮了揮手,喝令“撤下”,並當場立下新規矩:今後凡外國公使初來本衙門,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來,則不必客氣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的面龐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雙眼明亮,閃爍著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機智。他戴著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鏡,顴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膚看上去顯得很健康……他從不顯得傲慢。他是那種從不向他人提出什麼要求,但又總能獲得滿足的那類人。他能很輕鬆地與人交談,而又不會使與他交談的人感到緊張……他對婦女尤其禮貌,也很喜愛兒童。

  其實,十九世紀是 “宰相的時代”。在法國是“第一執政”拿破崙(後來稱了皇帝);在奧地利是“神聖同盟盟主”梅特涅親王;在德國是“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日本是主政“脫亞入歐”的伊藤博文;在中國,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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