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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再克廬州，李鴻章無處容身，於是攜家眷輾轉流離，南下江西南昌，投奔為湘軍辦理糧草的胞兄李瀚章。廬州失守的當天，李鴻章給恩師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對自己辦團練六年、一無所成而深感慚愧，也表達了自己投奔湘軍的意願。
曾國藩立即“奉上菲資三百金”，給李氏兄弟作為安家之資，同時回了一信，讓李鴻章速來建昌湘軍大營。於是，李鴻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後，便去了曾國藩處，當了曾國藩的幕僚。
李鴻章在湘軍大營里的身份是曾國藩的機要秘書。他在曾國藩幕府中居於重要地位，主管整個幕府乃至湘軍的神經中樞，曾國藩對上級的報告、下級的指令、前後左右的聯絡協商、內部關係的調整等都通過這個機構運轉處理。
曾國藩上呈清帝的奏摺不僅數量驚人，而且全都關係到國家軍政要務的核心內容。因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文采極為賞識，因而李鴻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曾國藩起草奏摺等公私文書，曾轟動一時的《參翁同書片》就是出自這段時間。
李鴻章反對曾國藩移師祁門，並反對曾國藩彈劾李元度，兩人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這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這段衝突的後果就是李鴻章負氣離開湘軍大營。
李鴻章離去後局勢的發展，讓曾國藩更加見識到李鴻章的價值。首先，形勢的發展證實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占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別給二子立下遺囑，預備在祁門坐以待斃。其次，李鴻章的離去，讓曾國藩不得不親自處理那堆積如山的文牘，讓曾國藩苦不堪言。
曾國藩於是想到讓李鴻章回來，這時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李某終有以自見，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意思是說，李鴻章這個人，遲早有一天會一飛沖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擋不住他飛黃騰達的腳步。既然如此，這個人情與其讓別人做，不如咱們自己來做。他早晚會飛黃騰達，我們幫助了他，好歹還落得個人情。可如果我們不肯幫他，等他發達之後，可能會怨恨我們，你說這是何苦？
李鴻章也並非真的要與曾國藩徹底決裂，當曾國藩把祁門大營移到長江邊的東流，並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
曾國藩趁熱打鐵，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於是立即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李鴻章的回歸，讓曾國藩如虎添翼。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
此後，在曾國藩的幫助之下，李鴻章順利當上了江蘇巡撫，同時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奉命組建淮軍。曾國藩之所以極力推薦李鴻章組建淮軍，去解上海之圍，既是對李鴻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國藩為自己日後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國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來解決湘軍的糧餉問題。派李鴻章去，也是出於對李鴻章的信任。但實際的效果是李鴻章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供給曾國藩的軍餉遠比預期的少，曾國藩不得不在信中這樣諷喻李鴻章：“女富則肥及外家，葉盛則糞及本根。……則安慶乃公之外家，而廬、巢枌社實公之本根也。”
李鴻章十分體諒曾國藩的難處，收到曾信後，他決定竭盡全力滿足曾國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間，因曾國荃部缺糧，曾國藩要求李鴻章想辦法提供八萬兩白銀。李鴻章在淮軍已經出征蘇南、餉項同樣緊張的情況下，仍在一個月左右湊足六萬兩及時送去，使曾國藩發出“枯旱得雨．眾苗勃興，感荷何極”的感謝之詞。
支持李鴻章組建淮軍，是因為曾國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軍的準備。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藉口是湘軍“暮氣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招致殺身之禍，不過曾國藩知道軍隊對自己在政壇上的意義，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將自己的實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軍之前，支持李鴻章組建淮軍，並在人員和裝備等各個方面給予支持，因為“湘淮一家”，這其實是對湘軍實力的變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對社會，而不是關上門一個人孤芳自賞。要被人需要，而不單純需要別人。所以，一個人在社會上混，一定要有“賣點”，賣點越突出，價值越大。李鴻章是一個“賣點”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賣點，為曾國藩所需要，讓他成為曾國藩的臂膀，當然也自然讓曾國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護和提拔的名單。
曾國藩立即“奉上菲資三百金”，給李氏兄弟作為安家之資，同時回了一信，讓李鴻章速來建昌湘軍大營。於是，李鴻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後，便去了曾國藩處，當了曾國藩的幕僚。
李鴻章在湘軍大營里的身份是曾國藩的機要秘書。他在曾國藩幕府中居於重要地位，主管整個幕府乃至湘軍的神經中樞，曾國藩對上級的報告、下級的指令、前後左右的聯絡協商、內部關係的調整等都通過這個機構運轉處理。
曾國藩上呈清帝的奏摺不僅數量驚人，而且全都關係到國家軍政要務的核心內容。因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文采極為賞識，因而李鴻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曾國藩起草奏摺等公私文書，曾轟動一時的《參翁同書片》就是出自這段時間。
李鴻章反對曾國藩移師祁門，並反對曾國藩彈劾李元度，兩人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這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這段衝突的後果就是李鴻章負氣離開湘軍大營。
李鴻章離去後局勢的發展，讓曾國藩更加見識到李鴻章的價值。首先，形勢的發展證實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占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別給二子立下遺囑，預備在祁門坐以待斃。其次，李鴻章的離去，讓曾國藩不得不親自處理那堆積如山的文牘，讓曾國藩苦不堪言。
曾國藩於是想到讓李鴻章回來，這時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李某終有以自見，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意思是說，李鴻章這個人，遲早有一天會一飛沖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擋不住他飛黃騰達的腳步。既然如此，這個人情與其讓別人做，不如咱們自己來做。他早晚會飛黃騰達，我們幫助了他，好歹還落得個人情。可如果我們不肯幫他，等他發達之後，可能會怨恨我們，你說這是何苦？
李鴻章也並非真的要與曾國藩徹底決裂，當曾國藩把祁門大營移到長江邊的東流，並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
曾國藩趁熱打鐵，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於是立即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李鴻章的回歸，讓曾國藩如虎添翼。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
此後，在曾國藩的幫助之下，李鴻章順利當上了江蘇巡撫，同時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奉命組建淮軍。曾國藩之所以極力推薦李鴻章組建淮軍，去解上海之圍，既是對李鴻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國藩為自己日後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國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來解決湘軍的糧餉問題。派李鴻章去，也是出於對李鴻章的信任。但實際的效果是李鴻章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供給曾國藩的軍餉遠比預期的少，曾國藩不得不在信中這樣諷喻李鴻章：“女富則肥及外家，葉盛則糞及本根。……則安慶乃公之外家，而廬、巢枌社實公之本根也。”
李鴻章十分體諒曾國藩的難處，收到曾信後，他決定竭盡全力滿足曾國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間，因曾國荃部缺糧，曾國藩要求李鴻章想辦法提供八萬兩白銀。李鴻章在淮軍已經出征蘇南、餉項同樣緊張的情況下，仍在一個月左右湊足六萬兩及時送去，使曾國藩發出“枯旱得雨．眾苗勃興，感荷何極”的感謝之詞。
支持李鴻章組建淮軍，是因為曾國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軍的準備。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藉口是湘軍“暮氣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招致殺身之禍，不過曾國藩知道軍隊對自己在政壇上的意義，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將自己的實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軍之前，支持李鴻章組建淮軍，並在人員和裝備等各個方面給予支持，因為“湘淮一家”，這其實是對湘軍實力的變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對社會，而不是關上門一個人孤芳自賞。要被人需要，而不單純需要別人。所以，一個人在社會上混，一定要有“賣點”，賣點越突出，價值越大。李鴻章是一個“賣點”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賣點，為曾國藩所需要，讓他成為曾國藩的臂膀，當然也自然讓曾國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護和提拔的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