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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李鴻章，還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來對自己的懶散和懷才不遇的開脫。但這看似不好的習慣卻在日後的對外關係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發生後，曾國藩曾多次給李鴻章去信聽取他的意見。李鴻章沒有置身事外，在他看來老師這次前途未卜，為了能幫助老師妥善處理，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鴻章在復曾國藩的書信中明確指出“有殺斃領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決的方法在“中國立意不與開釁”的前提下“拿犯、賠銀”即可。“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這句在李鴻章與曾國藩書信里的話，直接說明了李鴻章的處理方式。
可曾國藩並沒有聽從李鴻章的建議，他不是油滑的人，是個老實人，這是倆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曾國藩認實，而李鴻章務實。曾國藩的老實使其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讓朝廷不滿，於是朝廷決定換人。
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李鴻章來到天津當然先要去拜會一下曾國藩，兩個人討論起對洋人態度的問題。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回答還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麼著，就玩油滑的，不說可也不說不可，靜觀事態發展，再做決斷。曾國藩也依舊對他的處理方式不屑一顧，曾國藩繼續教導李鴻章說既然洋人也講處世的基本原則，“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貃’，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
曾國藩對李鴻章講的原則，李鴻章是記住了，但做事的辦法，李鴻章顯然還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麼著，就玩油滑的，不說可也不說不可，靜觀事態發展，再做決斷。這也表現了李鴻章混跡官場的一貫作風——痞子工作法。別看名字不好聽，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實也證明了李鴻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國藩恪守誠的結果是讓他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抱著“萃六州之鐵，不該鑄此一錯”的悔恨，在一年之後鬱鬱而終。而李鴻章以“痞子腔”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卻是讓洋人滿意的同時，在國內也獲得了一片讚譽。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並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賢良寺里，他經常和客人講的一段舊話，承認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國人胡攪蠻纏。
李鴻章也曾對人說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國藩教育過他，“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應曰：‘是！是！門生准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
其實，凡事都有個度，過於油滑，自然辦事就不紮實，“痞子腔”只能作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為處事的態度。曾國藩了解李鴻章的特點，對李鴻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鴻章一邊繼續他的痞子腔，同時又尊奉老師的“誠”字，並不矛盾。
不僅在對待外交上，李鴻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場上，李鴻章也經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辦喪事的時候，滿人中堂靈桂的輿夫把轎子停在大堂。李鴻章的輿夫不服，說：“此我們中堂停輿處，爾何人敢停？”對方說：“我家亦中堂，且滿中堂位在爾中堂上。”這邊又說：“非我中堂，爾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鴻章的維持，否則滿洲人早就完了。下人們很快把爭端提升到 “滿漢相爭”的高度。僕人動粗，李鴻章也不文雅，雙方要打將起來的時候，李鴻章的發話很是“痞子腔”：“讓讓他，讓讓他，不要惹動癲狗亂咬人，不是玩的。”
“惡人還需惡人治。”但治惡人的責任，總不能全交給惡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見了惡人都繞著走，那這個世界不就是惡人的世界？李鴻章在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遇到惡人他比惡人還惡，遇到流氓，他比流氓還流氓。如此一來，不管是君子還是惡人，以至於流氓混混，李鴻章都能搞得定。
或許，李鴻章的這種“痞氣”在曾國藩眼中很不入流，但這種痞氣不管是在對待洋人，還是對待滿朝文武大臣的時候，卻是非常實用的。這種“痞子腔”，對李鴻章的幾十年官場沉浮，作用是十分顯著的。
7.不做雞蛋碰石頭的傻事
李鴻章是一個現實的人，他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對外關係上，他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主張。
因為李鴻章知道清朝的戰力，知道與外國開戰的結果。李鴻章不傻，不想拿雞蛋碰石頭。
天津教案發生後，曾國藩曾多次給李鴻章去信聽取他的意見。李鴻章沒有置身事外，在他看來老師這次前途未卜，為了能幫助老師妥善處理，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鴻章在復曾國藩的書信中明確指出“有殺斃領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決的方法在“中國立意不與開釁”的前提下“拿犯、賠銀”即可。“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這句在李鴻章與曾國藩書信里的話，直接說明了李鴻章的處理方式。
可曾國藩並沒有聽從李鴻章的建議，他不是油滑的人，是個老實人，這是倆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曾國藩認實，而李鴻章務實。曾國藩的老實使其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讓朝廷不滿，於是朝廷決定換人。
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李鴻章來到天津當然先要去拜會一下曾國藩，兩個人討論起對洋人態度的問題。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回答還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麼著，就玩油滑的，不說可也不說不可，靜觀事態發展，再做決斷。曾國藩也依舊對他的處理方式不屑一顧，曾國藩繼續教導李鴻章說既然洋人也講處世的基本原則，“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貃’，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
曾國藩對李鴻章講的原則，李鴻章是記住了，但做事的辦法，李鴻章顯然還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麼著，就玩油滑的，不說可也不說不可，靜觀事態發展，再做決斷。這也表現了李鴻章混跡官場的一貫作風——痞子工作法。別看名字不好聽，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實也證明了李鴻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國藩恪守誠的結果是讓他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抱著“萃六州之鐵，不該鑄此一錯”的悔恨，在一年之後鬱鬱而終。而李鴻章以“痞子腔”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卻是讓洋人滿意的同時，在國內也獲得了一片讚譽。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並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賢良寺里，他經常和客人講的一段舊話，承認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國人胡攪蠻纏。
李鴻章也曾對人說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國藩教育過他，“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應曰：‘是！是！門生准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
其實，凡事都有個度，過於油滑，自然辦事就不紮實，“痞子腔”只能作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為處事的態度。曾國藩了解李鴻章的特點，對李鴻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鴻章一邊繼續他的痞子腔，同時又尊奉老師的“誠”字，並不矛盾。
不僅在對待外交上，李鴻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場上，李鴻章也經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辦喪事的時候，滿人中堂靈桂的輿夫把轎子停在大堂。李鴻章的輿夫不服，說：“此我們中堂停輿處，爾何人敢停？”對方說：“我家亦中堂，且滿中堂位在爾中堂上。”這邊又說：“非我中堂，爾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鴻章的維持，否則滿洲人早就完了。下人們很快把爭端提升到 “滿漢相爭”的高度。僕人動粗，李鴻章也不文雅，雙方要打將起來的時候，李鴻章的發話很是“痞子腔”：“讓讓他，讓讓他，不要惹動癲狗亂咬人，不是玩的。”
“惡人還需惡人治。”但治惡人的責任，總不能全交給惡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見了惡人都繞著走，那這個世界不就是惡人的世界？李鴻章在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遇到惡人他比惡人還惡，遇到流氓，他比流氓還流氓。如此一來，不管是君子還是惡人，以至於流氓混混，李鴻章都能搞得定。
或許，李鴻章的這種“痞氣”在曾國藩眼中很不入流，但這種痞氣不管是在對待洋人，還是對待滿朝文武大臣的時候，卻是非常實用的。這種“痞子腔”，對李鴻章的幾十年官場沉浮，作用是十分顯著的。
7.不做雞蛋碰石頭的傻事
李鴻章是一個現實的人，他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對外關係上，他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主張。
因為李鴻章知道清朝的戰力，知道與外國開戰的結果。李鴻章不傻，不想拿雞蛋碰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