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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歲月，終於就這樣結束了。
1998年8月16日 一稿於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於紐約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於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於聖地亞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於上海
增訂本後記
十年過去了，《他們的歲月》又一次增訂再版，對於我依然是那麼重要，不僅是創作上的一個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繼續幫助我走完這個艱難、漫長的思考。當初寫《他們的歲月》的衝動，是為了認識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們的人生，也是在努力為彌合我們曾經有過的隔閡和誤解；可是寫著寫著，我卻再一次進入“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噩夢中。原以為完成了這本書，就可以結束這伴隨我一生的噩夢，殊不知在完成了這本書以後，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無奈，於是我重新上路，拿著《他們的歲月》作為敲門磚，開始採訪那些依然活著的“胡風分子”的叔叔、阿姨們。
對於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蕪，他曾經和胡風先生有過那麼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們曾經是那麼親密的朋友，怎麼會反目的，他的行為邏輯是什麼呢？作為一個寫者，他的思考是怎麼轉彎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歸》里說得那麼簡單？他為什麼要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經是下一代人了，特別事隔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是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有一份思考，特別是經歷了那麼多的政治運動之後。於是，通過牛漢叔叔（他是“胡風分子”中，唯一和舒蕪還有往來的人），提出希望對舒蕪進行採訪的要求，舒蕪答應了。父親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對我的行為非常質疑，他們問我，你這樣的態度，何滿子先生能原諒嗎？我說，我為什麼需要他的原諒？我不過是想正視一段歷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話語權，我更願意是一個沒有“是非”的邊緣人，我想把歷史和盤托出，不給任何行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邊。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滿子先生，並告訴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滿子先生平靜地說：“好啊，我倒很想聽聽他的聲音，看他能說點什麼。”
可是等我趕到北京的時候，等牛漢叔叔給舒蕪打電話去約定時間的時候，舒蕪拒絕了，他在電話里說：“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啊，我就覺得除了那個，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沒有這個必要。”我在電話機旁聽見了回答，我站立在那裡發怵，他所指的“那個”又是什麼呢？後來舒蕪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說：“我跟他（舒蕪）說，你寫文章就寫文章嗎，你拿個信出來幹什麼？他說：‘你不知道，我從廣西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峰找我談話，說你調來以後你願意做什麼工作？我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很奇怪，你馮雪峰不是知道麼，我一直是搞理論的。你問我這個問題，大概就是把理論這一塊給排除了，不讓我接觸，才問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說，我到古典文學編輯室去吧，於是去了古典文學編輯室。所以批判胡風開始以後，他們讓我寫文章，我想從理論上寫呢你們也不歡迎我講，那我就把他給我的信里流露出來的情緒寫個文章吧。過了一段時間呢，那個編輯就來了（《人民日報》記者葉遙），說這個文章我們要發，我們要核對一下，我就借給她了。誰知道，她把這個信就拿到林默涵那裡去了！’他說：‘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說他是主動交信，他說不是那麼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麗麗的研究中，卻有另外一種解讀，她說：“胡風先生在給綠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實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對文藝特別有責任感，看著文藝領域像他說的‘往灰色時期發展’，但是他卻沒有資格去阻止和改進。他說，他就好像看著瘟疫流行，而沒有資格動用藥品，因為他還沒有考取醫生執照。跟這個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蕪進京之前對別人說：‘北京拿他沒有辦法，這次讓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經歷了這些採訪之後，又有很多人批評我，說：“都是那麼一個老人了，過去就過去了，為什麼你老是要在那裡糾纏不清？做人，為什麼就不能有一份寬容？”
我想，我不是不寬容，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是會過去的，即使你不寬容，一切也都將成為往事。關鍵在於，當你面對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必須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歷史的真實面貌留給下一代。寬容是必須的，但是寬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寬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懺悔，你需要對著神聖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誠實的叩問。只有在這些基礎之上，才會有寬容出現。無原則的寬容，是對罪惡的庇護，是欺騙的延續，更是一次對歷史的褻瀆。何滿子先生覺得最惡劣的是，因為有了舒蕪的行為，“以前還沒有，頂多我檢查我自己，理論上批判你而已。拿隱私、私信出來檢舉的，還沒有。他第一個，他創造！”確實，舒蕪是否主動交信，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風先生給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緒寫文章”，然後斷章取義，將它們上綱上線，設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最終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於是，這一招成為後來歷屆政治運動的範本，“揭發”這個詞組，也就成為運動中的關鍵詞。舒蕪文章的措詞和敘述方法，逐漸形成了後來運動中的語境。
1998年8月16日 一稿於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於紐約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於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於聖地亞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於上海
增訂本後記
十年過去了，《他們的歲月》又一次增訂再版，對於我依然是那麼重要，不僅是創作上的一個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繼續幫助我走完這個艱難、漫長的思考。當初寫《他們的歲月》的衝動，是為了認識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們的人生，也是在努力為彌合我們曾經有過的隔閡和誤解；可是寫著寫著，我卻再一次進入“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噩夢中。原以為完成了這本書，就可以結束這伴隨我一生的噩夢，殊不知在完成了這本書以後，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無奈，於是我重新上路，拿著《他們的歲月》作為敲門磚，開始採訪那些依然活著的“胡風分子”的叔叔、阿姨們。
對於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蕪，他曾經和胡風先生有過那麼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們曾經是那麼親密的朋友，怎麼會反目的，他的行為邏輯是什麼呢？作為一個寫者，他的思考是怎麼轉彎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歸》里說得那麼簡單？他為什麼要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經是下一代人了，特別事隔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是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有一份思考，特別是經歷了那麼多的政治運動之後。於是，通過牛漢叔叔（他是“胡風分子”中，唯一和舒蕪還有往來的人），提出希望對舒蕪進行採訪的要求，舒蕪答應了。父親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對我的行為非常質疑，他們問我，你這樣的態度，何滿子先生能原諒嗎？我說，我為什麼需要他的原諒？我不過是想正視一段歷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話語權，我更願意是一個沒有“是非”的邊緣人，我想把歷史和盤托出，不給任何行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邊。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滿子先生，並告訴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滿子先生平靜地說：“好啊，我倒很想聽聽他的聲音，看他能說點什麼。”
可是等我趕到北京的時候，等牛漢叔叔給舒蕪打電話去約定時間的時候，舒蕪拒絕了，他在電話里說：“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啊，我就覺得除了那個，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沒有這個必要。”我在電話機旁聽見了回答，我站立在那裡發怵，他所指的“那個”又是什麼呢？後來舒蕪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說：“我跟他（舒蕪）說，你寫文章就寫文章嗎，你拿個信出來幹什麼？他說：‘你不知道，我從廣西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峰找我談話，說你調來以後你願意做什麼工作？我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很奇怪，你馮雪峰不是知道麼，我一直是搞理論的。你問我這個問題，大概就是把理論這一塊給排除了，不讓我接觸，才問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說，我到古典文學編輯室去吧，於是去了古典文學編輯室。所以批判胡風開始以後，他們讓我寫文章，我想從理論上寫呢你們也不歡迎我講，那我就把他給我的信里流露出來的情緒寫個文章吧。過了一段時間呢，那個編輯就來了（《人民日報》記者葉遙），說這個文章我們要發，我們要核對一下，我就借給她了。誰知道，她把這個信就拿到林默涵那裡去了！’他說：‘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說他是主動交信，他說不是那麼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麗麗的研究中，卻有另外一種解讀，她說：“胡風先生在給綠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實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對文藝特別有責任感，看著文藝領域像他說的‘往灰色時期發展’，但是他卻沒有資格去阻止和改進。他說，他就好像看著瘟疫流行，而沒有資格動用藥品，因為他還沒有考取醫生執照。跟這個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蕪進京之前對別人說：‘北京拿他沒有辦法，這次讓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經歷了這些採訪之後，又有很多人批評我，說：“都是那麼一個老人了，過去就過去了，為什麼你老是要在那裡糾纏不清？做人，為什麼就不能有一份寬容？”
我想，我不是不寬容，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是會過去的，即使你不寬容，一切也都將成為往事。關鍵在於，當你面對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必須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歷史的真實面貌留給下一代。寬容是必須的，但是寬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寬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懺悔，你需要對著神聖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誠實的叩問。只有在這些基礎之上，才會有寬容出現。無原則的寬容，是對罪惡的庇護，是欺騙的延續，更是一次對歷史的褻瀆。何滿子先生覺得最惡劣的是，因為有了舒蕪的行為，“以前還沒有，頂多我檢查我自己，理論上批判你而已。拿隱私、私信出來檢舉的，還沒有。他第一個，他創造！”確實，舒蕪是否主動交信，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風先生給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緒寫文章”，然後斷章取義，將它們上綱上線，設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最終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於是，這一招成為後來歷屆政治運動的範本，“揭發”這個詞組，也就成為運動中的關鍵詞。舒蕪文章的措詞和敘述方法，逐漸形成了後來運動中的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