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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冤獄中，奸臣王欽若的貶損、丁謂的誣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準自己的行為也存在相當的闕失。在判永興軍的任上，寇準居然與軍官朱能、宦官周懷政聯手，附和當時全國痴愚病狂的迷信鬧劇，用“天書”下降當地的謊言和偽作來博取皇帝的寵信。這樣，原來並不相信“天書”的寇準為什麼會一改初衷，最終也扮演了一個小丑的角色，而採用這種低級手段來博取相位呢？據說名臣張詠認為寇準有奇才，可惜學識不足。這一行為僅僅是學識不足的原因嗎？或者說寇準為了再次入相掌權，而不擇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這就不是學識不足的問題，而是政治品質的問題了。有人說這是中國大多數政治家的一種習慣性思路，它是中國皇權政治的必然產物，所以毀壞自己的名譽或走向冤獄的結局，這都是宿命。那麼，寇準到底屬於哪一類性質的官員呢？
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讓太子監國的想法，也親自同意了寇準的提議，最後居然出爾反爾，不但將寇準罷去相位，貶其出知小州，甚至還要差點追究太子的責任，幸虧參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幾個兒子，竟要這麼做。”真宗這才覺悟，自己僅此一個繼承人。不過也有跡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煳塗，許多詔旨實為劉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說寇準冤獄主要是劉皇后矯詔製造的。所以，在寇準早已被貶出京城，真宗還時或會問：“眼前為何久不見寇準？”左右不敢據實回答。總之，此案約在天禧四年之後所下的詔令，已很難分別哪些是真宗清醒時的旨意，哪些是劉皇后矯詔擅行的。在君主專制的中國，每到皇帝晚年，這樣的宮中之謎，其實是經常性的節目。
包公斷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剛毅，為官剛正不阿，似乎一生為民審冤，辦了許多大案要案，被譽為中國古代屈指可數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審案斷案的故事極少，這個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記載中惟一的斷案文字，而就是這惟一的斷案文字，也存在真偽的複雜問題。其中的蹊蹺，真有點讓人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宋史·包拯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案子：包公在知揚州天長縣的任上，一天，有個農民哭喪著臉到縣衙來告狀，說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頭，請求緝拿兇手繩之以法。這種小案，一般官員往往是不屑一顧的，更何況此案很難查、出兇手，因為割牛舌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煩。此案兇手也沒有什麼經濟利益可圖，無非是原告的仇家採用報復性手段，欲其倒霉罷了。所以包公考慮了一下，對原告說：“還是回家把牛殺了，然後賣牛肉賺回幾個錢吧。”因為牛被割了舌頭，吃食困難，估計也活不長了，不如殺了賣肉。農民以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辦了。
而當時宋朝法令有“禁殺耕牛”一條，所以很快有人來縣衙控告該農民私殺耕牛。包公升堂，勐然喝問道：“大膽歹徒，為什麼割了人家的牛舌，又來告人家私殺耕牛！”那人一聽，十分驚恐，以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這樣採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為方式，不用任何偵察手段，就把疑案給輕鬆告破了。
無獨有偶，《宋史·穆衍傳》中也記載了一個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說穆衍在任華池縣令時，也審斷了一樁牛舌案，內容幾乎與包公所斷之案如出一轍，且審理過程與採用方法、斷案結果也都一模一樣。這就使人不得不產生懷疑：有這樣巧的事嗎？兩案都見於《宋史》，會不會其中一案是抄襲另一案呢？那麼哪個是原創者，哪個是抄襲者呢？
有人推斷，包公斷案的故事不勝枚舉，民間流傳甚廣，然而基本都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後人杜撰的戲曲、文藝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屬於斷案的故事，且被記入正史的只此一個。既然包公斷案的故事都是人們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麼，這個審牛舌案的故事會不會也是為了神化包公而抄來的呢？反之，如果說是《穆衍傳》抄襲的話，就缺乏明確的動機，穆衍至哲宗時，累官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後加直龍圖閣、知慶州，談不上有什麼大政績、大名聲，其歷史地位與包拯根本無法相比，後人應該不會為他去抄襲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包拯年長穆衍三十四歲，後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進士，而任華池縣令，這時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監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斷牛舌案早已傳為民間美談，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斷案。據包拯門人張田所編《包拯集》中附錄的《國史本傳》，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記載，可見元朝所修《宋史·包拯傳》必有所本。此外，天長縣在今安徽，而華池縣在今甘肅華池縣東南，兩地相隔遙遠，將一事二載或二事混為一談的可能性都較小。兩事雖然大同，卻也存在小異，如包公是囑原告農民“殺而鬻之”，而穆衍卻只“命殺之”。據此，包公審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說兩案都是歷史事實，只是相隔在兩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麼說後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僥倖巧斷此案，這都還說得過去。而最後罪犯模仿眾人皆知的故事去縣衙告發，實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機會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讓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嗎？
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讓太子監國的想法，也親自同意了寇準的提議，最後居然出爾反爾，不但將寇準罷去相位，貶其出知小州，甚至還要差點追究太子的責任，幸虧參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幾個兒子，竟要這麼做。”真宗這才覺悟，自己僅此一個繼承人。不過也有跡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煳塗，許多詔旨實為劉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說寇準冤獄主要是劉皇后矯詔製造的。所以，在寇準早已被貶出京城，真宗還時或會問：“眼前為何久不見寇準？”左右不敢據實回答。總之，此案約在天禧四年之後所下的詔令，已很難分別哪些是真宗清醒時的旨意，哪些是劉皇后矯詔擅行的。在君主專制的中國，每到皇帝晚年，這樣的宮中之謎，其實是經常性的節目。
包公斷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剛毅，為官剛正不阿，似乎一生為民審冤，辦了許多大案要案，被譽為中國古代屈指可數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審案斷案的故事極少，這個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記載中惟一的斷案文字，而就是這惟一的斷案文字，也存在真偽的複雜問題。其中的蹊蹺，真有點讓人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宋史·包拯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案子：包公在知揚州天長縣的任上，一天，有個農民哭喪著臉到縣衙來告狀，說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頭，請求緝拿兇手繩之以法。這種小案，一般官員往往是不屑一顧的，更何況此案很難查、出兇手，因為割牛舌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煩。此案兇手也沒有什麼經濟利益可圖，無非是原告的仇家採用報復性手段，欲其倒霉罷了。所以包公考慮了一下，對原告說：“還是回家把牛殺了，然後賣牛肉賺回幾個錢吧。”因為牛被割了舌頭，吃食困難，估計也活不長了，不如殺了賣肉。農民以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辦了。
而當時宋朝法令有“禁殺耕牛”一條，所以很快有人來縣衙控告該農民私殺耕牛。包公升堂，勐然喝問道：“大膽歹徒，為什麼割了人家的牛舌，又來告人家私殺耕牛！”那人一聽，十分驚恐，以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這樣採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為方式，不用任何偵察手段，就把疑案給輕鬆告破了。
無獨有偶，《宋史·穆衍傳》中也記載了一個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說穆衍在任華池縣令時，也審斷了一樁牛舌案，內容幾乎與包公所斷之案如出一轍，且審理過程與採用方法、斷案結果也都一模一樣。這就使人不得不產生懷疑：有這樣巧的事嗎？兩案都見於《宋史》，會不會其中一案是抄襲另一案呢？那麼哪個是原創者，哪個是抄襲者呢？
有人推斷，包公斷案的故事不勝枚舉，民間流傳甚廣，然而基本都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後人杜撰的戲曲、文藝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屬於斷案的故事，且被記入正史的只此一個。既然包公斷案的故事都是人們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麼，這個審牛舌案的故事會不會也是為了神化包公而抄來的呢？反之，如果說是《穆衍傳》抄襲的話，就缺乏明確的動機，穆衍至哲宗時，累官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後加直龍圖閣、知慶州，談不上有什麼大政績、大名聲，其歷史地位與包拯根本無法相比，後人應該不會為他去抄襲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包拯年長穆衍三十四歲，後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進士，而任華池縣令，這時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監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斷牛舌案早已傳為民間美談，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斷案。據包拯門人張田所編《包拯集》中附錄的《國史本傳》，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記載，可見元朝所修《宋史·包拯傳》必有所本。此外，天長縣在今安徽，而華池縣在今甘肅華池縣東南，兩地相隔遙遠，將一事二載或二事混為一談的可能性都較小。兩事雖然大同，卻也存在小異，如包公是囑原告農民“殺而鬻之”，而穆衍卻只“命殺之”。據此，包公審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說兩案都是歷史事實，只是相隔在兩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麼說後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僥倖巧斷此案，這都還說得過去。而最後罪犯模仿眾人皆知的故事去縣衙告發，實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機會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讓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