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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以後的方士或許是吸取秦、漢時代徐福、盧生、公孫卿等前輩的經驗教訓，取悅於皇帝之道更為純熟，不將話說得太滿，譬如不再言之鑿鑿說何處能見到神仙，何處等尋覓到不死藥……如此容易露餡。他們靠進獻春藥藥方讓帝王和權貴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攝養占卜、符篆齋醮之術將皇帝和權貴搞得神魂顛倒。《舊唐書》記載術士葉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念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師“空盆變蛇”、“空杯取酒”一樣的路數。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宋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後長期在深宮內築乩修煉，不問政事。大臣如嚴嵩等人，靠寫好齋醮時獻給上天的青詞而得寵。道教領袖邵元節、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禮部尚書。讓一個煉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權，真正是斯文掃地。陶文仲被封為恭誠伯，明初輔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劉伯溫所得到也不過是伯爵（誠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則被冷落甚至嚴厲處罰。如首輔夏言不願意穿戴皇帝賜給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術無非是騙人的把戲，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只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春藥的皇帝如咸豐倒是有的）。
儘管從秦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只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迷幻藥，方士，再如何得寵，也只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於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將其除去。
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制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
禁《水滸》的那些往事
施耐庵和金聖歎的“政治覺悟”
“花生米與豆乾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傳矣，死而無憾也！”
這是清代順治年間蘇州大才子金聖歎被處死前留下的含著血淚幽默。後世人讀到這則故事，不由得一聲長嘆：讀書人，真命苦。
金聖歎罹禍被殺，直接原因是作為生員的他，充當了民間意見領袖的角色，在順治駕崩後的國喪期內，組織地方士民去孔廟哭靈，抗議地方官對蘇州百姓的盤剝。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統治者對這種有膽有識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漢族讀書人，決不會手軟。殺金聖歎乃是恐嚇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氣黯然收斂。
金聖歎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說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水滸傳》全名為《忠義水滸傳》，小說取材於北宋末年北方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底層民眾起義。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各地底層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統治，梁山水泊眾多好漢的故事迎合了這樣的社會背景，所以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並不斷地被加工，人物與故事越來越豐盈。施耐庵對這些流傳於民間的故事進行整理和再加工，創作了一部完整的《忠義水滸傳》。作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對梁山人造反故事的處理是非常講究政治的。“水滸傳”前冠以“忠義”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主張，宋江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招安，招安後受朝廷派遣征遼征方臘……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確”的體現，如此，這部書才可能印行。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宋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後長期在深宮內築乩修煉，不問政事。大臣如嚴嵩等人，靠寫好齋醮時獻給上天的青詞而得寵。道教領袖邵元節、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禮部尚書。讓一個煉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權，真正是斯文掃地。陶文仲被封為恭誠伯，明初輔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劉伯溫所得到也不過是伯爵（誠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則被冷落甚至嚴厲處罰。如首輔夏言不願意穿戴皇帝賜給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術無非是騙人的把戲，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只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春藥的皇帝如咸豐倒是有的）。
儘管從秦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只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迷幻藥，方士，再如何得寵，也只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於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將其除去。
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制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
禁《水滸》的那些往事
施耐庵和金聖歎的“政治覺悟”
“花生米與豆乾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傳矣，死而無憾也！”
這是清代順治年間蘇州大才子金聖歎被處死前留下的含著血淚幽默。後世人讀到這則故事，不由得一聲長嘆：讀書人，真命苦。
金聖歎罹禍被殺，直接原因是作為生員的他，充當了民間意見領袖的角色，在順治駕崩後的國喪期內，組織地方士民去孔廟哭靈，抗議地方官對蘇州百姓的盤剝。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統治者對這種有膽有識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漢族讀書人，決不會手軟。殺金聖歎乃是恐嚇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氣黯然收斂。
金聖歎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說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水滸傳》全名為《忠義水滸傳》，小說取材於北宋末年北方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底層民眾起義。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各地底層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統治，梁山水泊眾多好漢的故事迎合了這樣的社會背景，所以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並不斷地被加工，人物與故事越來越豐盈。施耐庵對這些流傳於民間的故事進行整理和再加工，創作了一部完整的《忠義水滸傳》。作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對梁山人造反故事的處理是非常講究政治的。“水滸傳”前冠以“忠義”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主張，宋江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招安，招安後受朝廷派遣征遼征方臘……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確”的體現，如此，這部書才可能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