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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肯定在文講所的教學工作當中，也存在著丁玲反黨文藝路線與黨的文藝路線的分歧。在實際執行過程中，（1）凡見於書面的工作方案、課程計劃，以至課堂教學、政治運動，大體應該是按著黨的方針路線辦事的。其中可能有偏差，但基本上不會公然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可以肯定。（2）可是在政治生活當中，在思想領導方面，從創作輔導，到日常活動，丁玲那一套反黨反社會主義文藝思想是起著影響，有時甚至占著主導地位。KZ同志說：“過去講習所的確象12年前日本廣島的空氣中瀰漫著原子毒菌一樣，瀰漫著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文藝路線”；又說：“在講習所不止提倡驕傲，並且是培養驕傲、培養唯我獨尊的情緒。”又說：“極力培養對丁玲的個人崇拜。”KZ同志概括說：“陸定一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培養出資產階級作家，丁玲在過去講習所所貫徹的路線，就是無孔不入的培養資產階級作家的路線，培養反黨的作家的路線。”我覺得這種分析批判是公正的、合乎實際情況的。
因此學好了還是學壞了？這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不能籠統回答。
第三十五章（7）
如果說統統學壞了，只學到一些壞東西，是否定了黨通過文研所文講所培養青年的成績，是不正確的；但如果只看到成績，不正視錯誤，那同樣是沒有提高認識，沒有和反黨思想劃清界限的表現，這種表現本身就證明中毒之深。有人曾把這種毒比作料面、比作鴉片，那麼前年黨組擴大會議沒有把我們喚醒，仍在麻醉中，現在出了一頭大旱，應該猛醒了，再不能麻醉下去了。
其次，我想說明：二期以後，直到三期、四期，丁玲的領導是長期存在的。康濯同志把它比作廣島上空的原子細菌，這個原子彈如果說是在第一期爆炸的，那麼在第二期的天空中仍然瀰漫著死灰；第三期第四期，也沒有做過消毒工作，雖然在第三期開辦以前，作協黨組擴大會曾揭發丁陳反黨聯盟的問題，但一則由於揭發的不徹底；二則由於還只限於黨內，丁玲在文講所的幹部與學員當中，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更主要的，當然還是由於在這一時期負責工作的同志，由我和徐剛同志，對丁陳反黨集團的認識上都有很大偏差，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能與丁玲劃清界限。從這一方面檢查，我們在教學中貫徹文學的黨性原則是非常不夠的，是有錯誤的。萬半皆下品。唯有創作高的思想，“一本書主義”、“驕傲”、“工作與創作的矛盾”……這些問題，都仍然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徐剛同志能夠同許多畢業學員，串通起來為丁玲翻案。而他這種思想情緒，在文講所受不到批評。我個人有責任，文講所的整個空氣也是適宜生長這種思想情緒的。
當然，也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明：近三年以來，對丁玲的個人崇拜的氣氛是大大降低了。這仍然還是受了前年黨組擴大會議教育的結果。至於對李又然，三年以來還是作過一些鬥爭，他那一套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在第三期第四期學員中可以說沒有任何影響，在第二期學員當中，據我看也沒有多大影響，追隨過他的大約只有第一期少數學員（如胡昭、張德裕、劉蕊華、湯浩、……等）人數不會超過半打。在幹部當中，肅反運動以前，個別同志還被他迷惑著，認為他有學問、講友情；肅反以後他這一套也完全破產了。
在三、四期工作中，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偏差和錯誤，是另一種性質，在這裡不提了。
（三）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一個問題：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應該怎樣做？
這不是一般的教育工作，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而是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由於作家勞動條件的特殊性以及所處社會地位的特殊性，培養這種專業人才，是不能用一般教育工作的方式，甚至不能用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的方式的。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當然應該放在一般學校里去進行，甚至在文藝幹部（如編輯、文藝工作者）的提高，也應該交給正規學校去附設訓練班，這樣在人力物力上都經濟的多，也輕而易舉。至於青年作家，這問題就複雜的多了。
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集中一批從生活中湧現出來的青年作者，讀一些書，提高提高，如果不遇上反黨野心家，應該說利多弊少，不一定沒有好處。比如由長期戰爭環境轉入和平生活，象1950年前後，可能客觀上又辦一個這類學校的需要。
但是，不顧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川流不息，一期復一期，這麼搞下去，就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什麼人來學習？叫他們學習什麼？
有的青年作者，剛寫了一兩篇比較好的作品，就調離工作崗位，進行專業訓練，學上一年半載，就一心作“專業”作家，在深入不到生活中去，即使走上工作崗位，也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闕，這樣不免引導他們從此脫離了群眾的生活與鬥爭，作品越寫越空洞，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名利觀念越來越嚴重，結果是走上死路一條。這不是名曰愛之，實則害之嗎？
再者，這種從生活中湧現出來的青年作者，是些什麼人呢？如果他們已經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有了一般的文化知識，在到象我們這種訓練班來學習，大約是不必要的了；如果沒有念過書，或者只是小學生、初中生，那麼，他雖然有創作才華，但要想成長起來，還是應該提高一般文化知識，專業學習文學，電線桿子，頂多一丈多高，也不見得是好辦法。所以，對於這些青年，如何進行培養，不只是不能使之脫離生活、——脫離生活很容易，回到生活就困難；就是單從學習方面著眼，也不能只搞專業，甚至加上政治教育，也不夠。必須考慮他們的文化知識的需要。這些都不是我們現在這一套辦法能夠解決得了的任務。
因此學好了還是學壞了？這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不能籠統回答。
第三十五章（7）
如果說統統學壞了，只學到一些壞東西，是否定了黨通過文研所文講所培養青年的成績，是不正確的；但如果只看到成績，不正視錯誤，那同樣是沒有提高認識，沒有和反黨思想劃清界限的表現，這種表現本身就證明中毒之深。有人曾把這種毒比作料面、比作鴉片，那麼前年黨組擴大會議沒有把我們喚醒，仍在麻醉中，現在出了一頭大旱，應該猛醒了，再不能麻醉下去了。
其次，我想說明：二期以後，直到三期、四期，丁玲的領導是長期存在的。康濯同志把它比作廣島上空的原子細菌，這個原子彈如果說是在第一期爆炸的，那麼在第二期的天空中仍然瀰漫著死灰；第三期第四期，也沒有做過消毒工作，雖然在第三期開辦以前，作協黨組擴大會曾揭發丁陳反黨聯盟的問題，但一則由於揭發的不徹底；二則由於還只限於黨內，丁玲在文講所的幹部與學員當中，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更主要的，當然還是由於在這一時期負責工作的同志，由我和徐剛同志，對丁陳反黨集團的認識上都有很大偏差，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能與丁玲劃清界限。從這一方面檢查，我們在教學中貫徹文學的黨性原則是非常不夠的，是有錯誤的。萬半皆下品。唯有創作高的思想，“一本書主義”、“驕傲”、“工作與創作的矛盾”……這些問題，都仍然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徐剛同志能夠同許多畢業學員，串通起來為丁玲翻案。而他這種思想情緒，在文講所受不到批評。我個人有責任，文講所的整個空氣也是適宜生長這種思想情緒的。
當然，也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明：近三年以來，對丁玲的個人崇拜的氣氛是大大降低了。這仍然還是受了前年黨組擴大會議教育的結果。至於對李又然，三年以來還是作過一些鬥爭，他那一套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在第三期第四期學員中可以說沒有任何影響，在第二期學員當中，據我看也沒有多大影響，追隨過他的大約只有第一期少數學員（如胡昭、張德裕、劉蕊華、湯浩、……等）人數不會超過半打。在幹部當中，肅反運動以前，個別同志還被他迷惑著，認為他有學問、講友情；肅反以後他這一套也完全破產了。
在三、四期工作中，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偏差和錯誤，是另一種性質，在這裡不提了。
（三）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一個問題：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應該怎樣做？
這不是一般的教育工作，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而是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由於作家勞動條件的特殊性以及所處社會地位的特殊性，培養這種專業人才，是不能用一般教育工作的方式，甚至不能用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的方式的。一般的文學教育工作，當然應該放在一般學校里去進行，甚至在文藝幹部（如編輯、文藝工作者）的提高，也應該交給正規學校去附設訓練班，這樣在人力物力上都經濟的多，也輕而易舉。至於青年作家，這問題就複雜的多了。
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集中一批從生活中湧現出來的青年作者，讀一些書，提高提高，如果不遇上反黨野心家，應該說利多弊少，不一定沒有好處。比如由長期戰爭環境轉入和平生活，象1950年前後，可能客觀上又辦一個這類學校的需要。
但是，不顧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川流不息，一期復一期，這麼搞下去，就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什麼人來學習？叫他們學習什麼？
有的青年作者，剛寫了一兩篇比較好的作品，就調離工作崗位，進行專業訓練，學上一年半載，就一心作“專業”作家，在深入不到生活中去，即使走上工作崗位，也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闕，這樣不免引導他們從此脫離了群眾的生活與鬥爭，作品越寫越空洞，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名利觀念越來越嚴重，結果是走上死路一條。這不是名曰愛之，實則害之嗎？
再者，這種從生活中湧現出來的青年作者，是些什麼人呢？如果他們已經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有了一般的文化知識，在到象我們這種訓練班來學習，大約是不必要的了；如果沒有念過書，或者只是小學生、初中生，那麼，他雖然有創作才華，但要想成長起來，還是應該提高一般文化知識，專業學習文學，電線桿子，頂多一丈多高，也不見得是好辦法。所以，對於這些青年，如何進行培養，不只是不能使之脫離生活、——脫離生活很容易，回到生活就困難；就是單從學習方面著眼，也不能只搞專業，甚至加上政治教育，也不夠。必須考慮他們的文化知識的需要。這些都不是我們現在這一套辦法能夠解決得了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