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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營救活動再度受挫(2)
2月3日上午，黃顯聲夫人找到劉多荃、萬國賓說，黃顯聲“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二人很驚慌，立即找到閻寶航和王化一，請其設法營救。大家經過分析，認為這是秘密逮捕，定是軍統特務所為。閻寶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認，說他根本不知道黃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別的意外。萬國賓便說，他在一個文件上看到寫有蔣先生親批“拘審”二字，確信政府已將他逮捕，不會有其他意外發生。戴當時聽了表現得很不自然，答應問詢明白再為設法。第二天，閻寶航又約劉、萬二人一同去找宋子文，請其向蔣、戴說情。3月8日，閻寶航、王化一分別找到戴笠，提出保釋黃顯聲。戴笠知隱瞞不住，便推卸說：“宋部長和我說了，但是此案是康兆民{2} 簽呈的，又是委員長親批，案情嚴重，暫時不能保釋，稍緩再為設法。”並告說，黃顯聲已轉押武昌行營，歸第二科辦理。閻寶航遂與王化一當即在武昌要求面見黃顯聲，終未獲准。接著，閻寶航又與王化一發動東北知名人士劉哲、莫德惠等聯名向蔣介石提出保釋黃顯聲。
本來是秘密逮捕，卻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氣得蔣大罵戴笠。戴笠一氣之下，將密告黃顯聲的特務張碧天以泄露機密的罪名關起來，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後死於獄中。閻寶航等的營救行動，暴露了蔣介石醜行，為各方面的營救提供了依據。蔣介石一時陷於被動局面。後密令將黃顯聲押解湖南益陽，又轉移貴州息烽。1946年軍統撤銷後，黃被解往重慶歌樂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內的渣滓洞。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親自下密令將囚禁於重慶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全部殺害，其中包括黃顯聲{3}。這是閻寶航一生中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
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主要擔負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努力取得了一些戰鬥和戰役的勝利。但由於國民黨堅持片面抗戰路線，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終於招致正面戰場的大潰退。同時，蔣介石借日本侵略者的手，削弱和消滅共產黨的企圖沒有實現，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加強大了，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集團的恐懼和仇視。隨著日本侵華策略的改變，蔣介石開始由抗日轉移到投降反共方面來了。作為生活在國民黨營壘里的秘密共產黨員閻寶航，對此深切地感到，蔣介石的抗日出於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蔣政府遷往武漢時，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亦在進行中。
孔祥熙曾在武漢中央銀行邀集抗日愛國人士，公開宣稱“沒錢打仗”，提出“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的荒謬觀點，被閻寶航稱其為“三戰論”加以諷刺。當時，蔣政權抗戰勢頭銳減，中國共產黨反對妥協投降運動也及時展開。以董必武為首的中共代表聯合當時在武漢的各界愛國人士奔走宣傳，堅決反對蔣政權妥協投降活動，閻寶航則以東北救亡總會代表身份，參加公開活動。當時蔣政權對抗日愛國人士加以種種威脅迫害，“但我在黨的領導和愛國同志的互相鼓勵下，堅決奮鬥。我曾與范長江同志於一月夜在江岸散步，談及鬥爭之緊張嚴重時，彼此會心一笑地說：‘這也許就是我們的最後歸宿地。’”
1938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改組軍事委員機構，按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的經驗設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領導權由蔣介石嫡系人物陳誠把持（部長），以便控制軍隊和民眾運動。同時邀請周恩來任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這樣，第三廳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於抗日民主運動的進步文化人士，開展對敵、對國外宣傳，成為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陣地。
閻寶航時任政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參與第二廳、第三廳工作。這時，閻寶航已正式辭去了新運總會副總幹事職務，他利用設計委員這一職務，不失時機地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鬥爭。一次，閻寶航以設計委員名義參與第二廳工作會議，廳長康澤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民眾組織訓練辦法為題，討論擬定抗戰動員民眾條例。期間，戴笠在家設便餐招待東北人士，閻寶航被邀居首席。席間談及康澤擬訂動員民眾抗戰條例一事，閻寶航對他們說，“我曾對康澤辦法提出批評，原中央宣傳部所擬訂的組織訓練民眾的辦法，完全是限制民眾，何從談起動員。若真動員民眾起來抗戰，就不能限制民眾。”戴笠即滿面紅漲地說：“你這是給共產黨張目。老實說，我們是病漢，共產黨是壯漢，我們不但不和他們賽跑，還要限制他們跑。若照你的主張去動員民眾，那就給共產黨創造機會。”閻寶航不甘示弱地說：“問題是我們不抗戰，那就無話可說。如果要抗戰，就要動員民眾，而不可限制民眾。”這樣雙方針鋒相對，舉座驚愕，不歡而散。戴笠留住閻寶航說道：“玉衡兄，你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言論有影響，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仔細談談，使你好好了解我們的政策。”此後，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談，卻派特務跟蹤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參與其事。
二十四 營救活動再度受挫(3)
對這件事，閻寶航曾作過反省，組織上也曾指示他，在國民黨的營壘里，為了某種特殊任務，也可以講些對國民黨的奉承話，甚至說點對共產黨的批評話。他認為，豈能這樣。為復土還鄉，無論是在東北時還是在救國會工作時，如果對國民黨採取阿諛奉承的態度，反而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他說，“我一貫站穩愛國的正大立場，我的社會地位，特別是在東北的社會地位，全國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對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過去幾年中在蔣政權中取得的聲望，以及和國民黨上層的種種關係有利條件，斷言特務不敢輕易動我。也正因為我有上述的條件，才能擔負並完成組織上在這以後交給我的特殊任務。”
2月3日上午，黃顯聲夫人找到劉多荃、萬國賓說，黃顯聲“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二人很驚慌，立即找到閻寶航和王化一，請其設法營救。大家經過分析，認為這是秘密逮捕，定是軍統特務所為。閻寶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認，說他根本不知道黃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別的意外。萬國賓便說，他在一個文件上看到寫有蔣先生親批“拘審”二字，確信政府已將他逮捕，不會有其他意外發生。戴當時聽了表現得很不自然，答應問詢明白再為設法。第二天，閻寶航又約劉、萬二人一同去找宋子文，請其向蔣、戴說情。3月8日，閻寶航、王化一分別找到戴笠，提出保釋黃顯聲。戴笠知隱瞞不住，便推卸說：“宋部長和我說了，但是此案是康兆民{2} 簽呈的，又是委員長親批，案情嚴重，暫時不能保釋，稍緩再為設法。”並告說，黃顯聲已轉押武昌行營，歸第二科辦理。閻寶航遂與王化一當即在武昌要求面見黃顯聲，終未獲准。接著，閻寶航又與王化一發動東北知名人士劉哲、莫德惠等聯名向蔣介石提出保釋黃顯聲。
本來是秘密逮捕，卻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氣得蔣大罵戴笠。戴笠一氣之下，將密告黃顯聲的特務張碧天以泄露機密的罪名關起來，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後死於獄中。閻寶航等的營救行動，暴露了蔣介石醜行，為各方面的營救提供了依據。蔣介石一時陷於被動局面。後密令將黃顯聲押解湖南益陽，又轉移貴州息烽。1946年軍統撤銷後，黃被解往重慶歌樂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內的渣滓洞。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親自下密令將囚禁於重慶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全部殺害，其中包括黃顯聲{3}。這是閻寶航一生中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
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主要擔負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努力取得了一些戰鬥和戰役的勝利。但由於國民黨堅持片面抗戰路線，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終於招致正面戰場的大潰退。同時，蔣介石借日本侵略者的手，削弱和消滅共產黨的企圖沒有實現，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加強大了，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集團的恐懼和仇視。隨著日本侵華策略的改變，蔣介石開始由抗日轉移到投降反共方面來了。作為生活在國民黨營壘里的秘密共產黨員閻寶航，對此深切地感到，蔣介石的抗日出於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蔣政府遷往武漢時，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亦在進行中。
孔祥熙曾在武漢中央銀行邀集抗日愛國人士，公開宣稱“沒錢打仗”，提出“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的荒謬觀點，被閻寶航稱其為“三戰論”加以諷刺。當時，蔣政權抗戰勢頭銳減，中國共產黨反對妥協投降運動也及時展開。以董必武為首的中共代表聯合當時在武漢的各界愛國人士奔走宣傳，堅決反對蔣政權妥協投降活動，閻寶航則以東北救亡總會代表身份，參加公開活動。當時蔣政權對抗日愛國人士加以種種威脅迫害，“但我在黨的領導和愛國同志的互相鼓勵下，堅決奮鬥。我曾與范長江同志於一月夜在江岸散步，談及鬥爭之緊張嚴重時，彼此會心一笑地說：‘這也許就是我們的最後歸宿地。’”
1938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改組軍事委員機構，按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的經驗設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領導權由蔣介石嫡系人物陳誠把持（部長），以便控制軍隊和民眾運動。同時邀請周恩來任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這樣，第三廳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於抗日民主運動的進步文化人士，開展對敵、對國外宣傳，成為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陣地。
閻寶航時任政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參與第二廳、第三廳工作。這時，閻寶航已正式辭去了新運總會副總幹事職務，他利用設計委員這一職務，不失時機地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鬥爭。一次，閻寶航以設計委員名義參與第二廳工作會議，廳長康澤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民眾組織訓練辦法為題，討論擬定抗戰動員民眾條例。期間，戴笠在家設便餐招待東北人士，閻寶航被邀居首席。席間談及康澤擬訂動員民眾抗戰條例一事，閻寶航對他們說，“我曾對康澤辦法提出批評，原中央宣傳部所擬訂的組織訓練民眾的辦法，完全是限制民眾，何從談起動員。若真動員民眾起來抗戰，就不能限制民眾。”戴笠即滿面紅漲地說：“你這是給共產黨張目。老實說，我們是病漢，共產黨是壯漢，我們不但不和他們賽跑，還要限制他們跑。若照你的主張去動員民眾，那就給共產黨創造機會。”閻寶航不甘示弱地說：“問題是我們不抗戰，那就無話可說。如果要抗戰，就要動員民眾，而不可限制民眾。”這樣雙方針鋒相對，舉座驚愕，不歡而散。戴笠留住閻寶航說道：“玉衡兄，你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言論有影響，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仔細談談，使你好好了解我們的政策。”此後，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談，卻派特務跟蹤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參與其事。
二十四 營救活動再度受挫(3)
對這件事，閻寶航曾作過反省，組織上也曾指示他，在國民黨的營壘里，為了某種特殊任務，也可以講些對國民黨的奉承話，甚至說點對共產黨的批評話。他認為，豈能這樣。為復土還鄉，無論是在東北時還是在救國會工作時，如果對國民黨採取阿諛奉承的態度，反而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他說，“我一貫站穩愛國的正大立場，我的社會地位，特別是在東北的社會地位，全國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對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過去幾年中在蔣政權中取得的聲望，以及和國民黨上層的種種關係有利條件，斷言特務不敢輕易動我。也正因為我有上述的條件，才能擔負並完成組織上在這以後交給我的特殊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