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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引的原始功能類似於“提貨單”，見引給貨，認引不認人。市場經濟的發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獲得了有價證券的流通功能——由於交引的價值存在一個巨大的“虛估”額，這個“虛估”額成了附加於交引之上的利潤空間，可以吸引買家來購買交引，交引的轉手，實際上便是分割“虛估”利潤的過程，直至最後的交易價格接近於交引的“實估”。因此，交引商通常並不是用交引提貨，而是直接進行交引的買入、賣出。“認引不認人”的特點也讓交引的自由流通成為可能。於是，類似於證券交易所的“交引鋪”便應運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證券交易非常發達，《續資治通鑑長編》說一些州縣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詣衝要州府鬻之”，可見各個“衝要州府”都設有“交引鋪”。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證券交易非常繁榮的金融中心。《東京夢華錄》描述說，開封城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裡的“金銀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鋪”。南宋的杭州，單“界北”的一條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鋪”。交引的買賣是大宗交易，必須有十分雄厚的本錢，所以這些“交引鋪”的門面，都擺出大堆“金銀及見（現）錢，謂之看垛錢”，以示自己的資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證券交易一樣，“交引鋪”當然也是通過買進、賣出交引的差價獲利。北宋時，京師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幾無。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為了坐獲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鱷”還憑藉其雄厚的資金，操縱市場，壓低交引的市場價，購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間，“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交引鋪”收購的交引，通常不會直接用於提貨，而是轉手賣給茶鹽商：“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勵的。即使出現大鋪商操縱市場的情況，宋朝政府對交引市場也沒有採取壓制的做法，而是採納官員范祥的建議，設立官營的“買鈔場”，在交引的市場價太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入交引；而當交引的市場價過高時，又以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交引。藉此來平抑交引買賣的市場價格。這一做法，叫做“范祥鈔法”。宋人王鞏《隨手雜錄》說，“范祥鈔法……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
宋代之後，明清繼續保留食鹽的間接專賣，民間雖有私下的鹽引交易，但已屬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間的一條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當、買賣鹽引，將“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這也意味著宋代孕育出來的證券市場，在宋朝滅亡之後，並未能繼續發育壯大。
與明清時期相比，宋代的金融業呈現出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不管是中國最早的“銀行”——抵當所，還是最早的“信託機構”——檢校庫，都是宋政府率先創辦出來的；而為了對沖民間交引鋪對證券市場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動用權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樣，而是設立官營的“買鈔場”進行市場調節。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現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備的“國家資本主義”特質，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擁抱市場。
也有人說，宋代官營金融業的發達實際上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育。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中國金融史的演進卻確鑿無誤地證明了，正由於明清時期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毫無作為，才導致抵當所、檢校庫、交引鋪只是在宋代曇花一現，未能發育成近代意義上的銀行、金融信託與證券交易所。這裡便引出一個問題：在社會從中古向近代轉型的歷史關節點（而不是在現代社會），到底是一個積極探索市場的政府，還是一個對於商業與市場視而不見的政府，更有利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我只拋出問題，將答案留給讀者自己思索。
漲海聲中萬國商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一隊特殊的客人——“英夷”派來的馬戛爾尼使團。英王派遣使團不遠千里前來大清國，當然不是為了向乾隆祝壽，而是向清政府提出兩國通商的請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允許英國在舟山附近一島嶼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的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團，卻拒絕了英王的通商之請：“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余潤。”顢頇自大的清王朝自處於世界大勢之外，給中國19世紀的近代化轉型預定了悲愴的調子。
宋代的大城市，證券交易非常發達，《續資治通鑑長編》說一些州縣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詣衝要州府鬻之”，可見各個“衝要州府”都設有“交引鋪”。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證券交易非常繁榮的金融中心。《東京夢華錄》描述說，開封城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裡的“金銀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鋪”。南宋的杭州，單“界北”的一條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鋪”。交引的買賣是大宗交易，必須有十分雄厚的本錢，所以這些“交引鋪”的門面，都擺出大堆“金銀及見（現）錢，謂之看垛錢”，以示自己的資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證券交易一樣，“交引鋪”當然也是通過買進、賣出交引的差價獲利。北宋時，京師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幾無。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為了坐獲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鱷”還憑藉其雄厚的資金，操縱市場，壓低交引的市場價，購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間，“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交引鋪”收購的交引，通常不會直接用於提貨，而是轉手賣給茶鹽商：“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勵的。即使出現大鋪商操縱市場的情況，宋朝政府對交引市場也沒有採取壓制的做法，而是採納官員范祥的建議，設立官營的“買鈔場”，在交引的市場價太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入交引；而當交引的市場價過高時，又以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交引。藉此來平抑交引買賣的市場價格。這一做法，叫做“范祥鈔法”。宋人王鞏《隨手雜錄》說，“范祥鈔法……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
宋代之後，明清繼續保留食鹽的間接專賣，民間雖有私下的鹽引交易，但已屬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間的一條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當、買賣鹽引，將“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這也意味著宋代孕育出來的證券市場，在宋朝滅亡之後，並未能繼續發育壯大。
與明清時期相比，宋代的金融業呈現出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不管是中國最早的“銀行”——抵當所，還是最早的“信託機構”——檢校庫，都是宋政府率先創辦出來的；而為了對沖民間交引鋪對證券市場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動用權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樣，而是設立官營的“買鈔場”進行市場調節。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現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備的“國家資本主義”特質，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擁抱市場。
也有人說，宋代官營金融業的發達實際上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育。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中國金融史的演進卻確鑿無誤地證明了，正由於明清時期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毫無作為，才導致抵當所、檢校庫、交引鋪只是在宋代曇花一現，未能發育成近代意義上的銀行、金融信託與證券交易所。這裡便引出一個問題：在社會從中古向近代轉型的歷史關節點（而不是在現代社會），到底是一個積極探索市場的政府，還是一個對於商業與市場視而不見的政府，更有利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我只拋出問題，將答案留給讀者自己思索。
漲海聲中萬國商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一隊特殊的客人——“英夷”派來的馬戛爾尼使團。英王派遣使團不遠千里前來大清國，當然不是為了向乾隆祝壽，而是向清政府提出兩國通商的請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允許英國在舟山附近一島嶼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的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團，卻拒絕了英王的通商之請：“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余潤。”顢頇自大的清王朝自處於世界大勢之外，給中國19世紀的近代化轉型預定了悲愴的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