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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有個同僚，叫做祖無擇，是一位鯁直之士，有點“公知”的臭毛病，口無遮攔，曾得罪過王氏。宋仁朝時，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書。依宋制，知制誥草詔是有稿費的，當時叫“潤筆”，王安石堅決不收潤筆，將錢掛在翰林院的樑上，以示清高，但這筆錢卻被祖無擇毫不客氣地取下來花掉了，“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便做了一首《詠雪》詩，來自我辯解：“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聽後大笑，出言相譏：“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對祖無擇懷恨在心，“乃諷監司求無擇罪”，即暗中吩咐當檢察官的親信搜尋祖無擇的罪證，務要將祖無擇這個人搞倒、搞臭。
一些唯王安石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設法搜集祖無擇的罪證，終於給他們找到一條：“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意思是說，祖無擇在杭州當太守時，曾鬧出嫖娼的醜聞，那個妓女叫做薛希濤。王安石當然不放過這個收拾祖無擇的機會，馬上安排人將祖無擇關押起來審問，那個妓女薛希濤也被抓了，要她指證祖無擇嫖娼。
薛希濤雖是風塵中人，卻比許多男人都硬氣，任憑辦案人員嚴刑拷問，就是不肯指證祖無擇，最後，“希濤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對祖無擇的指控都查無實據，無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雞蛋裡面挑骨頭，以祖無擇曾使用公酒超標、乘船越制為由，“謫忠正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無擇集賢院學士之職，但祖無擇為避開王安石，自請分司西京（洛陽）御史台，臨行前，還寫了一首詩，詩的題目就叫做“誚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讒而去，因以述懷詩”。
王安石對付祖無擇，當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們也不能說祖無擇受了冤屈，因為他在杭州時，確實與妓女薛希濤有“不正當關係”，而按宋朝法律，官員如果與妓女有私，也確實是要受責罰的。只不過祖無擇很幸運，薛希濤對他一往情深，寧死也不出賣他。
如果祖無擇不是官員，而是一介平民，那麼即使他風流成性，天天狎妓買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為把柄整他。在祖無擇那個時代，就出了一個有名的風流才子——柳三變。這個柳才子生性放浪，愛逛青樓，居京華時，“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東京的名妓對柳三變非常仰慕、崇拜，“妓家傳出幾句口號，道是：‘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也沒見官家找他的麻煩。
不過，柳三變在參加科考時則遇到了麻煩——宋仁宗批示不可錄用他：“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柳三變於是乾脆自稱“奉旨填詞”，在煙花柳巷繼續過他的風流生活。後來柳三變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獲賜進士出身，當了幾年小小的“屯田員外郎”。
我覺得宋仁宗與柳永的做法，都有他們的道理。柳永放蕩不羈，喜為狹邪游，頂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檢點，官家不應該橫加干預。但是，這種生活作風多少有違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適宜當為民表率的官員，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詞去”，別來考國家公務員了。柳永呢？也不覺得自己的活法有什麼見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稱“奉旨填詞”，不改放浪的本色。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禮法，其實是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的，即所謂“禮不下庶人”與“春秋責備賢者”。按傳統的倫理道德，尋花問柳顯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嚴格的禮法約束，這便是“禮不下庶人”的涵義。而官員，身為社會精英，當為萬民表率，“君子（官員）之德風”，則應該接受更苛嚴的禮法束縛，此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所以，宋朝政府對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針對官員。
宋代保留著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養、為官員執役的妓女——官府有什麼公宴之類，習慣叫來官妓歌舞助興，許多才華出眾的官員還跟官妓過從甚密，如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都與她們有過詩酒唱和。但是，如果我們以為宋朝官員可以隨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錯了。
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項立法，官員“若只因宴飲伎樂祗應，偶有踰濫，須經十年已上，後來不曾更犯罪，並與引見”。在法紀嚴明的情況下，宋代官員只要“偶有踰濫”，除了受責罰，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須十年以上沒有再犯，才有可能轉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於法定節日的公宴；官員如果在非法定節日的宴席叫來妓女（包括官妓與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罰的：“發運（官）、轉運（官）、提刑（官）預妓樂宴會，徒二年”；“諸州主管常平官，預屬縣鎮寨官妓樂及家妓宴會，依監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減”，官員參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一些唯王安石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設法搜集祖無擇的罪證，終於給他們找到一條：“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意思是說，祖無擇在杭州當太守時，曾鬧出嫖娼的醜聞，那個妓女叫做薛希濤。王安石當然不放過這個收拾祖無擇的機會，馬上安排人將祖無擇關押起來審問，那個妓女薛希濤也被抓了，要她指證祖無擇嫖娼。
薛希濤雖是風塵中人，卻比許多男人都硬氣，任憑辦案人員嚴刑拷問，就是不肯指證祖無擇，最後，“希濤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對祖無擇的指控都查無實據，無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雞蛋裡面挑骨頭，以祖無擇曾使用公酒超標、乘船越制為由，“謫忠正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無擇集賢院學士之職，但祖無擇為避開王安石，自請分司西京（洛陽）御史台，臨行前，還寫了一首詩，詩的題目就叫做“誚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讒而去，因以述懷詩”。
王安石對付祖無擇，當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們也不能說祖無擇受了冤屈，因為他在杭州時，確實與妓女薛希濤有“不正當關係”，而按宋朝法律，官員如果與妓女有私，也確實是要受責罰的。只不過祖無擇很幸運，薛希濤對他一往情深，寧死也不出賣他。
如果祖無擇不是官員，而是一介平民，那麼即使他風流成性，天天狎妓買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為把柄整他。在祖無擇那個時代，就出了一個有名的風流才子——柳三變。這個柳才子生性放浪，愛逛青樓，居京華時，“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東京的名妓對柳三變非常仰慕、崇拜，“妓家傳出幾句口號，道是：‘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也沒見官家找他的麻煩。
不過，柳三變在參加科考時則遇到了麻煩——宋仁宗批示不可錄用他：“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柳三變於是乾脆自稱“奉旨填詞”，在煙花柳巷繼續過他的風流生活。後來柳三變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獲賜進士出身，當了幾年小小的“屯田員外郎”。
我覺得宋仁宗與柳永的做法，都有他們的道理。柳永放蕩不羈，喜為狹邪游，頂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檢點，官家不應該橫加干預。但是，這種生活作風多少有違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適宜當為民表率的官員，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詞去”，別來考國家公務員了。柳永呢？也不覺得自己的活法有什麼見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稱“奉旨填詞”，不改放浪的本色。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禮法，其實是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的，即所謂“禮不下庶人”與“春秋責備賢者”。按傳統的倫理道德，尋花問柳顯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嚴格的禮法約束，這便是“禮不下庶人”的涵義。而官員，身為社會精英，當為萬民表率，“君子（官員）之德風”，則應該接受更苛嚴的禮法束縛，此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所以，宋朝政府對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針對官員。
宋代保留著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養、為官員執役的妓女——官府有什麼公宴之類，習慣叫來官妓歌舞助興，許多才華出眾的官員還跟官妓過從甚密，如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都與她們有過詩酒唱和。但是，如果我們以為宋朝官員可以隨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錯了。
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項立法，官員“若只因宴飲伎樂祗應，偶有踰濫，須經十年已上，後來不曾更犯罪，並與引見”。在法紀嚴明的情況下，宋代官員只要“偶有踰濫”，除了受責罰，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須十年以上沒有再犯，才有可能轉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於法定節日的公宴；官員如果在非法定節日的宴席叫來妓女（包括官妓與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罰的：“發運（官）、轉運（官）、提刑（官）預妓樂宴會，徒二年”；“諸州主管常平官，預屬縣鎮寨官妓樂及家妓宴會，依監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減”，官員參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